還有一種說法叫做“四民”。“四民”指的是“士農工商”，在這個說法中，“士”的地位似乎又被降低了，成為“民”的一部分，指的是農工商以外學道藝、習武勇的人，有時被稱作“士民”，以區別於從事農工商之類的“庶民”。但無論如何，“士”在中國古代，是有著特定內涵和身份確認的，一般就是指士大夫階層和普通讀書人。總之，“士”階層和“民”是有著清晰的界限的，不能混為一談。
天子（帝王）
諸侯（各國國君）
公（三公。如太師、太傅、太保）
卿（六卿、九卿。中央行政官員的合稱。）
大夫（如禦史大夫、光祿大夫等。世襲，有封地。）
士（先秦貴族的最低等級，位次於大夫。“四民”之首。士民）
農、工、商（庶民）
所以，魯迅先生把漁夫樵夫當做真隱士雖然“團結了大多數”，但也把“隱士”的獨特價值和精神內涵稀釋了，甚至取消了。
那麼，隱士究竟該怎麼理解呢？我以為要滿足三個條件：
第一，隱士首先是士，士就是讀書人，他可能會做一些體力活兒，自食其力，但和農工商以及漁夫樵父有著本質的區別。隱士隱居追求的是“誌業”，農工商則是謀生的“職業”。第二，隱士是“可仕而不仕”的士，就是他有做官的能力和資格，但他選擇放棄。那些做過官，遇到打擊再辭官歸隱的士大夫，原則上也不能叫做隱士。第三，真正的隱士是“屢征不仕”的士。像管寧那樣多次拒絕朝廷征召，能“將隱居進行到底”的人才配稱隱士，如果“給你點陽光你就燦爛”，朝廷一征召你就屁顛屁顛兒去做官了，那是政治投機商，而不是隱士。
按照西方存在主義哲學的說法：選擇即自由。和漁夫樵夫農民工匠相比，隱士是擁有選擇自由的讀書人。隻要願意，他們就可以做官。但他們還是選擇了隱居避世。這種選擇本身，體現的是一種自由的意誌。不知道隱士擁有選擇的自由，就無法理解隱士真正的精神品味和價值追求。
隱而不得
然而，這種選擇的自由也有被剝奪的時候。到了曹魏末年司馬氏統治時期，由於“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晉書·阮籍傳》），隱逸就成為不得已而為之的全身遠禍之道了。這時的隱士往往和道士合流，變得岩居穴處，就是出沒在山崖間，岩洞裏，有點神出鬼沒，不食人間煙火。你去拜訪他吧，他三緘其口，裝聾作啞，來個“沉默是金”。司馬氏的高壓統治使許多士人無法施展才能，隻好“隱居以避其禍”，“竹林七賢”中的阮籍、嵇康等人便是代表。但在當時，一個有些影響的讀書人，甚至連“隱居”都不得自由，做官成了一種政治上的“表態”和“投票”，阮籍沒辦法，隻好做官，算是投了讚成票；而嵇康性格剛烈，拒不做官，而且言論反動，成了司馬氏政權的“反對派”，最後竟招來殺身之禍！
既然這樣，那我投棄權票，從此“人間蒸發”行不行呢？也不行。在暴政者眼裏，棄權票其實就等於反對票。所以，像大獨裁者薩達姆的滿意率居然高達百分百。司馬氏當時的政治狀況差不多也是如此。這樣的時候，讀書人甚至連隱居的自由都沒有了。《世說新語·言語》篇就記載了一個令人傷心的故事：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誌，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谘嗟。
故事說，公元263年秋天，“竹林七賢”的領袖嵇康被司馬昭殺害，殺紅了眼的司馬昭這時是磨刀霍霍，隨時準備來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暴政機器一旦開動，就成了一台讓人恐怖的絞肉機。迫於司馬昭的淫威，整個知識界隻好“明哲保身”，“沉默是金”，那真是“萬馬齊喑究可哀”。嵇康的好朋友、“竹林七賢”之一的向秀，本來就是一介書生，為保住身家性命，萬般無奈之下，隻好委曲求全，接受舉薦出來做官了。這年歲末，他跟隨所在郡的上計吏來到京城洛陽。上計吏，也就是每到年終負責到京城向朝廷報告本地財務收支情況的官吏，是個管財務工作的小公務員。按照當時製度，被舉薦的士人到年底，就跟隨上計吏一同前往京師，接受朝廷的任命。向秀到洛陽後，晉文王司馬昭接見他，問他說：“聞君有箕山之誌，何以在此？”——聽說你有歸隱的誌向，怎麼還在這裏呢？你聽這話，多麼得意，又多麼無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