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歆當日逞凶謀，破壁生將母後收。助虐一朝添虎翼，罵名千載笑龍頭！
說來也很奇怪，管寧雖然早就與華歆割席絕交了，可華歆卻一直把他當朋友對待，《三國誌·華歆傳》說，魏文帝曹丕黃初年間（220-226），政府下達詔令，讓公卿舉薦獨行君子，華歆就舉薦了管寧。到明帝曹叡即位時，華歆官拜太尉，後來年事漸高，稱病請求退休時，又要把自己的位置讓給管寧。但是管寧卻毫不領情，一概不受，愣是要“將隱居進行到底”。
從這個角度看，華歆真的不配做管寧的朋友。兩人對人生或者成功的理解，真的不在一個層麵和檔次上。當華歆“將富貴進行到底”的時候，哪裏知道，“將隱居進行到底”的管寧，笑到了最後。《三國演義》寫道：“後來管寧避居遼東，常戴白帽，坐臥一樓，足不履地，終身不肯仕魏。”這“足不履地”，多像是巢父的築巢而居啊！所以又有詩讚美管寧說：
遼東傳有管寧樓，人去樓空名獨留。笑殺子魚貪富貴，豈如白帽自風流。
曆史固然是由當權者書寫的，但當權者無法左右口碑和後人的判斷。今天的人之所以不能理解管寧，是因為我們今天的價值判斷標準太過單一和功利，好像隻有那些有權有勢、腰纏萬貫的人才叫“成功人士”，而唯獨忘了，除了功業、事業和職業，還有一種“不成功便成仁”的“誌業”同樣值得追求，值得敬仰。因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整個社會反而會陷入精神的焦慮，這就是為什麼在GDP不斷增長的同時，人們的“幸福指數”卻不升反降的原因。
那麼，除了像管寧這樣“隱居以求其誌”，魏晉隱逸之風還有哪些表現形式呢？為什麼在偏安江南的東晉一朝，隱逸之風會成為上流社會追逐的時尚呢？
與道逍遙
何為隱士
上一講我們講了“管寧割席”的故事，並分析了割席斷交的原因，順便也說到了隱逸文化的精神實質。突出了隱居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動機，那就是“隱居以求其誌”。這個“誌”非常重要。“誌”者，士之心也。士而無誌，等於人而無心。像許由、巢父、伯夷、叔齊、嚴子陵，還有管寧這些人，都是“有誌之士”，他們不求富貴利達，甚至也不求美名，卻在青史上流芳千古，成了著名的隱士。
大家要問了，隱士而能著名，不是和當初的追求自相矛盾了嗎？既然是“隱士”，就應該遠離塵囂，潔身自好，甚至隱姓埋名，怎麼還搞得天下皆知呢？魯迅先生有篇雜文，就專門諷刺自古以來的“著名隱士”，他說：
隱士，曆來算是一個美名，但有時也當作一個笑柄。……真的“隱君子”，是沒法看到的。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棟，但我們可能找出樵夫漁父的著作來？他們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魚。
也就是說，魯迅先生認為，真正的隱士應該是那些砍柴打漁的勞動人民，而這些勞動人民哪裏會有閑情逸致寫詩作文、沽名釣譽呢？所以，那些著名的隱士原則上根本不是真隱士。
不知道魯迅先生的觀點大家同意不同意？反正我是不同意。魯迅先生固然偉大，但他有時候為了批評或諷刺一件事，而不顧邏輯的周延的情況，也是存在的。如果說真正的隱士就是那些砍柴打漁、插秧種田的勞動人民，那古往今來，世界上的隱士豈不是太多了？那現在的“三農問題”（農村問題、農民問題、農業問題的總稱），差不多就成了“隱士問題”了！所以，魯迅的說法雖然極易引起共鳴，但從邏輯上和情理上卻是說不通的。
我以為，要解釋清楚“隱士”一詞，首先就要把“士”這個詞的內涵和外延搞清楚。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是等級社會，自上而下有一套十分明晰甚至森嚴的等級序列。這個序列類似於“金字塔”的結構。就統治階級而言，最高一等是“天子”，高居金字塔的塔尖；次一等是諸侯，就是各諸侯國的國君；再次一等是公卿，所謂三公、九卿；再次一等是大夫，如禦史大夫、光祿大夫等；最後一等就是士。通常所說的“士”，在古代統治階級中次於卿大夫的一個階層，後來就和大夫放在一起被稱作“士大夫”，成了讀書人和行政官員的代名詞。再往後，“士”幾乎就成了貴族階層的代稱，與平民相對，比如“士庶”這個詞，指的就是貴族和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