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句話：人無癖不可以為人。一個人如果沒有一點無傷大雅的個人愛好，幹脆就不是一個靈魂健全的人。王粲的好驢鳴，正是他之所以為他的、隻此一家別無分店的身份證明。所以王粲死了以後，人們還是對他生前的這個愛好念念不忘，一個人活到這個份上，就算是活出了自我。
驢鳴當哭
但話又說回來，即使你王粲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即使驢鳴是你的獨特愛好，難道就可以把葬禮當做學驢叫的舞台嗎？如果沒有一個有影響力的人發號施令，推波助瀾，誰敢在這樣莊重肅穆的場合表演口技呢？我以為，曹丕在這個“驢鳴送葬”的故事中，所起的作用更大，更關鍵。
我們知道，曹丕是曹操的第二個兒子，後來做了魏國的皇帝，史稱魏文帝。而且，曆史上的曹丕形象不好，一會兒是和曹操爭奪甄氏，一會兒是毒殺自己的弟弟，弟弟曹植的“七步詩”也是在他的屠刀之下被逼著作出來的，更有甚者，他還做了他老子都不敢做的事，那就是代漢自立。所以，無論從公德還是私德方麵，曹丕都可以說是“反麵教員”，讓人敬仰不起來。
但是，有一點必須注意：曆史往往是人寫的，曆史記載中的價值判斷難免會帶有記錄者先入為主的主觀性，以及記錄者所處時代的局限性。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魯迅先生也說：“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為什麼呢？因為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別朝人，便很自然地貶斥其異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記載上半個好人也沒有。”
對曹丕這個人來說，其實也存在著這樣的問題。至少就我的觀察，曹丕是古代帝王中比較有人情味的一個。仔細閱讀曹丕的詩文，你會發現，曹丕是一個情感特別細膩、也特別脆弱的人，他的作品不像他的父親曹操那麼慷慨悲壯，而是有一種特別淒美感傷的情調。特別是對待朋友，曹丕簡直有一種與他的身份和年齡不相稱的依戀。他和“建安七子”中除了孔融之外的其他六子都有深厚的交情，曾經形影不離，無話不談。所以，建安二十二年這一年，七子中的五個人先後凋零，對於曹丕的打擊是很大的。
俗話說：兔死狐悲。王粲的死，牽動了很多人的神經。曹植和王粲交情也很好，王粲死後，曹植寫了一篇催人淚下的悼詞——《王仲宣誄》。我甚至懷疑，這篇悼詞很可能也是在葬禮上宣讀的。人死了，寫篇誄文表示紀念，這是合乎情理的，也是中規中矩的。而曹丕呢？他表達悲哀的方式就顯得“不拘格套”，那就是在葬禮上號召大家一起大學驢叫！
問題是，曹丕自己有沒有學呢？根據“各作一聲”來分析，他應該是學的，那樣莊嚴的場合，領導不率先垂範，誰有這麼大的膽兒啊？所以，應該是曹丕先學，學完之後，大家每個人都學一聲驢叫。一時間，墓地上充滿了高亢嘹亮的驢叫聲。
當我們了解到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之後，就會明白，墓地上空的那一聲聲驢鳴，並不是存心為了娛樂和搞笑。我想，那些王粲生前的好友一定是一邊含著眼淚，一邊學驢叫的。
這一刻，驢鳴，就不再是簡單的驢鳴，而是被放大和變形之後的人的悲痛的歌哭！千年之後，人們提起這個故事，仍然會感到驚心動魄。
還有一點不得不提。這個“驢鳴送葬”的事，我們現在看起來輕鬆容易，可對於當時的曹丕來講，簡直可以說是千難萬難。為什麼？因為曹丕當時的職務是五官中郎將，副丞相，地位僅次於曹操，幾個月之後就被立為魏王太子，三年之後就做了皇帝。所以，這次葬禮的規格應該是很高的，差不多僅次於國葬。作為當朝的副丞相，而且是這次葬禮的主祭人，隻要曹丕腦子裏稍微有點禮法教條之類的“緊箍咒”，我們也就欣賞不了這出口技表演了。
那麼，曹丕作為副丞相，差不多是國家領導人，竟然在葬禮上號召大家學驢叫，以此表達對死者的哀思，這說明什麼呢？說明曹丕和王粲一樣，也有通脫放達的個性，也是個性情中人。試想，如果這時他讓樂隊演奏一曲哀樂會是個什麼效果？誰都會說，奏哀樂或者《安魂曲》之類是比較靠譜的，起碼符合特定的禮儀和場合，但你再往深裏想，那是做給活人看的，跟死者王粲又有什麼關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