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免不了一死，而死亡恰是對生命過程和意義的終止、抽空甚至否定，所以，喪禮的儀式，一招一式，無不是做給生者看的，其目的就是為了彰顯人的生命的尊嚴和價值，以安撫生者早已被生活磨蝕得千瘡百孔的心。但是，曹丕的驢鳴卻是直接麵對死者，麵對死者生前最具個性價值的一個癖好，而不是一整套觀賞價值很高但卻把生者與死者弄得“幽明殊途”的喪葬禮儀。我以為，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有時候，合乎禮的東西被強調得過了頭，就不再合情了，反過來，看似不合禮的行為，往往反倒是真情的流露。所以，不管曹丕在曆史上的形象多麼不堪，我都要為他這一刻的表現喝彩。在他讓大家“驢鳴送葬”的這一刻，他渾身上下都充滿了人格魅力。這一刻，外在的身份和地位都被剝除掉了，隻剩下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有性的“真我”！
其來有自
《世說新語》中有一個門類名叫《任誕》，可以說是全書最具看點的一篇。任誕，也就是任達、放誕之意，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言行“出格”，表現“另類”，就是“不按牌理出牌”，也可以理解為“通脫放達”之意。我們上一講所說的飲酒之風其實就是“任誕”風氣影響下的產物。事實上，王粲的好驢鳴，以及曹丕的“驢鳴送葬”，體現的正是一種任誕、放達的個性。
也許有人會問：王粲和曹丕的這種通脫放達的個性又是怎樣形成的呢？我以為，來自兩種人物的影響：一種是政治人物，一種是文化人物。
先說政治人物的影響。曹丕本人就是政治人物。但追溯起來，這種通脫放達風氣的開啟者，既不是王粲，也不是曹丕，而是比他們更強勢的人物——曹操。大家知道，曹操本來就是一個通脫任性、不拘小節的人，年輕的時候飛鷹走狗，無所不為。等到他大權在握，在政治上也是不拘格套的，為了廣攬人才，他曾頒布三道“求賢令”，這三道求賢令真是非同小可，其最主要的宗旨是什麼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四個字——“唯才是舉”。曹操說，隻要有才，就可以選拔出來做官。哪怕是“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的人，隻要你有“治國用兵之術”，我照樣來者不拒。這叫“不拘一格降人才”。所以那個時代，墨守成規的人逐漸被淘汰，而敢於打破陳規陋習，標新立異的人，大都脫穎而出。不拘格套的人越來越多，從而激發了整個時代的創造力。
有道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曹操也好，曹丕也好，那些遵命學驢叫的吊喪者也好，都是上流社會的王公名士，他們的這種任情和真率的言行自然會形成一種“榜樣的力量”，從而催生出一個時代放達不羈的風氣，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任誕之風”。
曹操的選拔人才是“不拘格套”的，王粲的“好驢鳴”也是“不拘格套”的，曹丕的“驢鳴送葬”更是不拘格套！可以說，這就是一個“不拘格套”的時代。
當然，你也可以說，這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我們一向有一個偏見，以為禮崩樂壞如何如何不好，所謂“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孰不知，禮崩樂壞也有兩個太平盛世沒有的好處。哪兩個好處呢？
第一是思想自由，個性解放。因為禮崩樂壞的時候，沒有一個統一的主流意識形態，沒有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時候，恰恰是社會最有活力、最有創造力的時候。思想和言論一旦被定於一尊，當人們的一切都被一個既定的模式、框框甚至格式所限製，人的思想被裝在一個套子裏的時候，正是人類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動力逐漸缺失的時候。契訶夫筆下的那個“套中人”，多麼正統莊重，可是又多麼可悲可憐啊！
第二是人才輩出，群星璀璨。禮崩樂壞的時候，總會出現一些有擔當、有信念、有風骨的偉大人物，這些人物站在整個時代的風口浪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語），著書立說，開宗立派，啟迪來者，沾溉後世。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出現了諸子百家的巨子，禮崩樂壞的魏晉亂世也出現了文學、哲學、音樂、書法、繪畫的大師巨匠，禮崩樂壞的晚清民國更是大師雲集，盛極一時。古代有句話，“國家不幸詩家幸”，說的正是這個意思。
再說文化人物的影響。我以為，任誕之風的文化思想的源頭，應該在莊子那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