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皮膚敏感，幹燥，易生皮屑。這本來是“生理並發症”，影響到文化上，特別是人的服飾和行為舉止上，就是魏晉名士喜歡穿寬大舒適的衣服，所謂“寬衣博帶”。為什麼呢？魯迅先生分析說：“因為（吃藥之後）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預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藥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都寬大，於是不吃藥的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下同。）
魯迅還認為，魏晉名士愛穿高高的木屐，也和服藥有關。他說：“吃藥之後，因皮膚易於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象和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裏都是很苦的。”
但是，我以為這個說法未免簡單化和絕對化了，不能因為吃藥之後必須穿寬大的衣服，不鞋而屐，就武斷地認為，愛穿寬大的衣服，或者穿木屐，一定和吃藥有關。這個推理在邏輯上不能夠自洽。要說穿寬大的衣服，漢代人就已經開始了。甚至相比我們今天而言，古人一直都是寬衣博帶的。同樣，穿木屐也未必全由皮膚幹燥，否則就很難解釋日本人和中國閩南地區的人一直都喜歡穿木屐。其實，追求自由，舒適，瀟灑，從來都是人的本性。比如，現代人喜歡休閑裝，穿拖鞋，穿沙灘褲，甚至每到盛夏，大街小巷都有一些坦胸赤膊的人，總不能說，這些人都是從魏晉“空降”過來的，都吃過“五石散”！
《世說新語·賢媛》篇有個故事說：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摧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雲：“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桓車騎就是桓溫的弟弟桓衝，他不喜歡穿新衣服，有一次，洗完澡後，妻子特意讓人給他送來了新衣服。桓衝大怒，讓來人把衣服拿走。片刻，妻子又讓人把新衣服送回來了，並且傳話說：“衣服不經過新的，怎麼會舊呢？”這話說的很幽默，也很有水平，桓衝聽罷大笑，也就恭敬不如從命地穿上了。有人以為桓衝“不好著新衣”，也是因為吃藥的緣故，我以為這個說法未免牽強附會，舊衣比新衣穿著舒服乃生活常識，何必要喝“五石散”而後才明白呢？
換句話說，不能認為魏晉名士如果不喝藥，魏晉風度就會蕩然無存，因為說到底，魏晉名士的風度更多的還是與精神上追求自由和超越有關。魯迅的說法雖然很好玩，卻把“魏晉風度”的精神品性給降低了。
此外，因為皮膚幹燥易破，衣服不能常洗，還會有另外一個“後遺症”，就是容易生虱子。虱子這東西我們現在覺得挺惡心，可在魏晉時代，卻是一個顯示身份的雅物，有的名士一邊清談，一邊在身上捉虱子，一點不覺得有什麼不妥。《晉書·王猛傳》記載：“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麵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王猛的做派真叫做名士風流，他愣是把虱子這種俗物徹底“雅化”了，成語“捫虱而談”即由此而來。其實，世間再尷尬、再不上台麵的事，隻要你在做的時候能夠“旁若無人”，立馬就能改變人們的觀感，原因無他，就因為你能夠不在乎別人的觀感！
第三，服藥之後，人會暴躁易怒，晉人的癡狂之氣應該就與喝藥有關。這是由生理作用到心理乃至精神氣質的一個症狀。這個觀點也是魯迅先生的“發明”。他說：“晉朝人多是脾氣很壞，高傲、發狂、性暴如火的，大約便是服藥的緣故。比方有蒼蠅擾他，竟至拔劍追趕；就是說話，也要胡胡塗塗地才好，有時簡直是近於發瘋。但在晉朝更有以癡為好的，這大概也是服藥的緣故。”前麵講過的“王藍田食雞子”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因為吃過五石散之後，人的內髒發熱，常常會導致心煩意亂，焦慮失眠，食不下咽，脾氣當然好不到哪裏去。所以，晉人的狂氣，癡氣，雖說並不全是吃藥惹的禍，至少也與吃藥有關。“八王之亂”中，“竹林七賢”的王戎向齊王司馬冏進諫，話說得不中聽，被司馬冏身邊的謀臣怒斥可殺，王戎急中生智，就借口上廁所，然後假裝服藥散發，跌倒在茅廁中，這才免於一死。為什麼？因為服藥之後人會神誌不清，甚至胡言亂語，王戎搞這麼一出“苦肉計”是為了“否定”甚至“取消”自己所說的話。可見，假托服藥後裝瘋賣傻，甚至還可以虎口脫險，保全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