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有本紀二十卷，誌三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卷，共計二百卷。記事從唐高祖武德元年即公元618年起，到哀帝天祐四年即公元907年止，共計190年的曆史。由於《舊唐書》的編撰主要依據編年體的實錄為紀傳體的國史，而由於實錄、國史前期較詳備，後期有缺佚，所以《舊唐書》所載史事，大致也是在開元、天寶以前較詳，而宣宗以後比較簡略。
《舊唐書》有本紀二十卷。唐代包括武則天在內先後有二十一個皇帝，一個皇帝一個紀，《舊唐書》內就有二十一個紀，其中包括我國第一個女皇帝的《則天皇後紀》。由於二十一個皇帝各人在位時間長短以及內容不一，有的是一人兩卷，如太宗、高宗、玄宗、德宗等即是，而有的則一人一卷或一卷半，有的則僅為半卷。如順宗因其在位隻有七個月，就與《憲宗紀》同卷，紀末有“史臣韓愈曰”字樣，是根據韓愈所撰《順宗實錄》修改而成。本紀的前半部分，即穆宗長慶（公元821—824年）以前，多采用唐代官修實錄和國史舊本所記載的資料，取舍較為恰當，文字也較為簡潔。而長慶年以後，由於無本可據，隻能根據收集到的資料編寫，因而內容龐雜，差錯也不少。
《舊唐書》有誌三十卷，比較詳細的記載了唐代的典章製度。這些誌有《禮儀誌》、《音樂誌》、《曆誌》、《天文誌》、《五行誌》、《地理誌》、《職官誌》、《輿服誌》、《經籍誌》、《食貨誌》、《刑法誌》等十一個。這些誌中以《禮儀誌》、《職官誌》、《刑法誌》、《食貨誌》比較好。在《食貨誌》中，對唐代的土地製度和租庸調、兩稅法等賦稅製度等記載比較詳細，是考察唐代經濟情況的重要資料，這和《懿宗本紀》、《僖宗本紀》中有關龐勳起義和黃巢起義的原始記載，具有同等重要的史料價值。誌中《曆誌》和《經籍誌》隻敘述到玄宗時為止，這可能是由於史料缺乏，隻能就當時所見，所以草率成篇。
《舊唐書》沒有表，但列傳一百五十卷，記載著唐代近三百年各類曆史人物一千一百八十餘人的事跡，數目相當可觀。《舊唐書》有《後妃傳》、《皇子傳》、《外戚傳》、《宦官傳》、《良吏傳》、《酷吏傳》、《忠義傳》、《孝友傳》、《儒學傳》、《文苑傳》、《方伎傳》、《隱逸傳》、《列女傳》等十三個傳。同時，還給兄弟民族和外國立了傳，由於這些民族和國家都在四方邊裔，所以叫《四裔傳》。列傳中關於少數民族的記載都超過了以前各史，特別是有關突厥、回紇、吐蕃等族的史料更為詳盡。除《四裔傳》不是專門記載人物的外，專傳和類傳大多數都是記載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人物。列傳的第一、二卷是《後妃傳》，從第三到第六卷記載李密、王世充、竇建德、劉武周、劉黑闥、杜伏威、李子通等隋末農民起義領袖和有關人物。這些內容由於《隋書》記載不詳，對於研究隋末農民起義是十分重要的。至於黃巢起義的曆史事實，《舊唐書》把它擺在列傳的最後一篇，並與安祿山、朱泚等在一起，傳目上雖然不像《新唐書》那樣，標明為《逆臣傳》，但書中同樣把黃巢視為“叛逆”，而且《黃巢傳》內容簡單，遠不及《新唐書》詳備。《舊唐書》列傳中，以《宦官傳》、《酷吏傳》、《儒學傳》以及《文苑傳》較好。特別是《文苑傳》，分上中下三卷，記載了當時有名的文學家和有關人物一百餘人。其他一些傳如《方伎傳》就記載了天文學家僧一行、醫學家孫思邈的事跡。大家知道唐代是我國曆史上文學繁榮發達的朝代，特別是唐詩更是昌盛，據清代《全唐詩》所載，唐代尚存詩四萬八千餘首，作者達二千二百餘人。《文苑傳》雖隻記載其中極少部分，但也不少。由於《舊唐書》對當時頗有名氣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科技家、史學家和經學家如魏征、郭子儀、韓愈、柳宗元、李白、杜甫、李淳風、姚思廉、孔穎達以及佛學大師玄奘等都有傳，所以類傳中雖也以類相從，但和曆代紀傳體“正史”一樣，第二、三流的人物也不少。由上可見，《舊唐書》的史料大體完備，其史料價值是應該肯定的。北宋司馬光修《資治通鑒》時，采用《舊唐書》的地方很多。當然，《舊唐書》在抄錄唐代史料時，也“缺乏剪裁熔鑄之功”，因而內容繁煩冗雜，文字也不夠簡潔，加上成於眾人之手，重複疏漏之處，也不少見，如楊朝晟傳，在卷一百二十二和卷一百四十四兩處都有，便是一例。
《舊唐書》本名是《唐書》，隻因要和北宋歐陽修等人編寫的《唐書》相區別，於是先有人把新修《唐書》前加了一個“新”字，叫《新唐書》，以後又在原《唐書》前麵加了一個“舊”字。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紀十卷，誌五十卷、表十五卷，列傳一百五十卷。
北宋初年，人們對劉昫等所撰修的《舊唐書》不夠滿意，認為《舊唐書》“言淺意陋”，沒有很好地總結唐代盛衰的曆史經驗，也沒有為後人提供可資借鑒的東西。宋仁宗趙禎（公元1023—1063年在位）也認為《舊唐書》淺陋，不理想。北宋慶曆初年，神宗曾詔王堯臣、張方平等重修《唐書》，但久而未成。仁宗慶曆四年即公元1044年，賈昌期這位於慶曆三年拜參知政事，又任樞密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北宋大臣，疏請重修唐史。仁宗聽從其議，於仁宗慶曆五年即公元1045年，下詔設“史局”重修唐史，令曾公亮、範鎮、宋祁等任編撰司。但由於編撰人員都是兼職，且幾經變動，編撰工作受到影響，於仁宗至和元年即公元1054年，重新調整編輯班子，增派歐陽修為刊修官，主持撰修，曆時17年，到嘉祐五年即公元1060年《新唐書》修成，仁宗令“布書於天下”。
《新唐書》為官修史書，參加編撰的人很多，但主要的是歐陽修和宋祁。本紀、表、誌為歐陽修主撰，列傳為宋祁主撰，且由歐陽修審定全部書稿，所以署名是歐陽修和宋祁二人。但據嘉祐五年即公元1060年曾公亮之《進唐書表》所載，當時參加編撰《新唐書》的範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羲叟等，這些人各有專長。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新唐書》後由宰輔曾公亮監修，書成以後，由曾公亮領銜進奏，如按慣例，則可像《舊唐書》一樣，署名曾公亮撰，但《新唐書》不像《舊唐書》那樣，署名當時監修宰相劉昫所撰，而是署名歐陽修和宋祁，這大概是因為歐陽修在當時聲望較高。正因為這樣，後世知道曾公亮的人很少，這是官修正史中唯一例外。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吉水即今江西吉安縣人，生於宋真宗景德四年即公元1007年，卒於神宗熙寧五年即公元1072年。自號“醉翁”，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是我國北宋著名的史學家和文學家。歐陽修幼年時家境清貧，4歲時喪父，靠母親撫養成人，歐陽修的父親是個清廉的地方官吏，母親也通曉大義，常以父親言行教育其子。24歲時，歐陽修考中進士，出任西京即今洛陽留守推官，從此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歐陽修一開始步入官場，就恪守儒家“仁政愛民”的信條，從維護宋王朝的立場出發，與“邪惡小人”作鬥爭。他積極支持範仲淹上書言政，寫下了著名的痛斥小人行徑的《與高司諫書》，結果被貶官夷陵即今湖北宜昌。同時，歐陽修在當時還以“直言敢諫”著稱，並因此受到仁宗皇帝的讚賞，在他36歲時被破格提拔為代皇帝起草文稿的“知製誥”。但也正因為如此，最終還是被忌恨他的官僚們羅織罪名，貶官降職，到滁州任地方官。在任“知製誥”12年之後，當仁宗再次準備起用歐陽修的時候，又有人模仿歐陽修的筆跡冒名寫了一份要求裁減淘汰宮中不法宦官的奏章，以此激怒宦官，借宦官勢力擠掉歐陽修，而歐陽修果然因此不受重用，被派去修撰《新唐書》。到嘉祐六年即公元1061年，歐陽修又由樞密副使升至參知政事，達到仕宦頂峰。這時，仁宗因中風臥病，由曹太後垂簾聽政。由於歐陽修妻子的弟弟薛宗孺曾因企圖憑借他的權勢徇私遭拒絕，便對歐陽修懷恨在心，造謠說他與自己的兒媳有“曖昧關係”。謠言一出，政敵們立即上奏攻擊歐陽修“帷簿不根”，後雖經神宗派人查明並無此事，但這種事關個人名節的攻擊使歐陽修膽寒齒冷，於是隻好要求罷去相位離京出任亳州知州。從此一直在地方官位上輾轉遷徙，並不斷要求退休歸隱。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雖是歐陽修賞識推薦的人才，兩人的私交也不錯，但歐陽修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在青州任上兩次上書朝廷，反對新法中的“青苗法”，指責這是“放債取利”，並在自己的管轄區內下令停止“青苗法”，因此受到朝廷的譴責。歐陽修於熙寧四年即公元1071年獲準“致仕”即退休，熙寧五年即公元1072年去世，時年66歲。王安石為之寫的祭文中說：“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返，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有公議之是非，既厭複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