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時近三百年的唐代是我國曆史上的一個鼎盛朝代。唐代不僅封建經濟得以一定程度的發展，而孕育過光輝燦爛的有國際影響的文化藝術，出現過一批頗有影響的如唐太宗、武則天、杜甫、韓愈、黃巢等曆史人物。在唐代，對纂修“國史”十分重視，且製度也相當完備。當時朝廷在宰相的辦公機構門下省設置二名起居郎，中書省設二名起居舍人，分別記錄皇帝的“行”和“言”。記“行”是指每天皇帝上朝聽政時起居郎隨同百官朝見，百官退朝以後，皇帝和宰相議論國家大事，起居郎在旁執筆記錄，日後按年月日編成《起居注》，“起居””係指皇帝的行動，“注”是指記載。記“言”，主要是指由起居舍人記錄以皇帝名義發布的具有不同用途的“詔”、“製”、“敕”、“冊”、“赦”、“德音”、“批答”等，統稱之為“詔令”，這些“詔令”隨時由起居舍人在上朝時記錄下來並加以彙總，每季終了由起居郎和起居舍人編成《起居注》和“詔令”，送進纂修“國史”的專門機構即“史館”。不僅如此，當時還規定朝廷各部門要把纂修“國史”所得到的資料及時報送到“史館”。如各地發現“祥瑞”由禮部報送；發現天文異狀由文史局報送；兄弟民族和外國的情況由鴻臚寺報送；戰爭情況由兵部報送；變更音律新造曲調由太常寺報送；州縣廢置和各地旌表所謂孝義由戶部報送；法令變改、斷獄新議由刑部報送；豐收荒歉和各色災害由戶部和州縣報送；封授爵位由吏部司封司報送；中央和地方高級文武官員的任命由吏部、兵部分別報送；刺史、縣令有善政異跡以及州縣裏發現了碩學異能、高人逸士、義夫節婦由考核人員報送；中央和地方高級文武官員去世由本部門、本州、本軍報送；公主、百官去世後記述生平事跡的“行狀”和賜譜的“諡議”也要報送；親王入朝要由宗正寺報送；還授權史館可隨時行文給各部門索取其他用得上的史料。唐代史館的本身還設置二至三名史官，這些史官通常又由其他當朝的朝官兼任，為“史館修撰”，有時也由起居郎兼任，初入史館的名為“直館”，以後又專稱朝官兼任的為“史館修撰”，非朝官入史館工作的叫“直館”。在史館修撰中由一名官位較高的擔任“判館事”，上麵再派一位宰相兼任監修。《舊唐書》就是一部官修史書。
《舊唐書》本名《唐書》，後人為了與北宋歐陽修、宋祁等人所編撰的《新唐書》區別開來，就加上了一個“舊”字。《舊唐書》題為“劉昫等奉敕撰”，其實劉昫隻是因為在《舊唐書》修成時正好新任宰相，由他領銜進呈，所以書上寫了他的名字。曆史上史書之“某某奉敕撰”就是指“某某”宰相奉皇帝之命即所謂“敕”纂修。
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即今河北涿縣人。生於公元887年，死於公元946年，五代後晉大臣。後唐莊宗時，拜太常博士，尋擢翰林學士。明宗時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執政時，曾革除時政積弊，後晉時，受封譙國公。劉昫在後唐和後晉時，曾兩度起任宰相監修國史。但據《資治通鑒》載，劉昫於後晉開運元年即公元944年七月，以宰相監修國史，但《舊唐書》修成上奏是第二年六月，劉昫任監修不到一年時間，對《舊唐書》的修撰沒有什麼貢獻，隻是掛名而已。實際上真正主持纂修《舊唐書》的是另一位宰相趙瑩。趙瑩生於公元885年，死於公元951年。五代時後晉大臣，史學家，初為石敬瑭掌書記，石敬瑭即位後，官至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晉天福六年即公元941年2月，戶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秘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為先等奉命修史，宰臣趙瑩奉命監修國史。不久，戶部侍郎呂琦、戶部員外郎尹拙也參加這一工作。從公元941年2月到晉出帝開運二年即公元945年6月，曆經4年多時間，《舊唐書》修成。這中間，趙瑩作為監修在組織人力以及製定體例等方麵作了大量工作，但出力最多的實際撰寫者是張昭遠、趙熙、呂琦等人，而賈緯貢獻最大。此後，宰相桑維翰也擔任過監修，隻是在《舊唐書》修成時，趙瑩調地方任晉昌軍節度使和開封尹去了，劉昫此時正好任宰相監修國史，所以這功勞便記到劉昫頭上了。清代史學家趙翼說：“《舊唐書》之成，監修則趙瑩之功居多，纂修則張昭遠、賈緯、趙熙之居功多，而《劉昫傳》並不載經劃修之事。今人但知《舊唐書》為昫所撰，而不知成之者趙瑩、張昭遠、賈緯、趙熙等也”。這位史學家的見解是符合實事的。
趙瑩等人纂修《舊唐書》是以大量現存文獻為依據。當時，根據《起居注》和“詔令”之類編成的編年史，計有高祖、太宗、高宗、則天皇後、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共計十六朝的實錄，隻有宣宗、懿宗、僖宗三朝沒有，昭宗和哀帝是亡國之君沒有人給他修。這些實錄雖然有被歪曲甚至不真實處，但所記大事之年月日還是可靠的比較詳細的，為纂修國史提供了依據。同時，高宗時令狐德棻曾修成國史八十一卷，到玄宗時曾先後居史職三十年的唐朝史學家吳兢修改精簡續修編成六十五卷，今《舊唐書》的前半部，多為其所撰《唐史》原文。後來，曾在皇家書府四十年居史官二十年的唐代史學家韋述，又繼令狐德棻和吳兢未竟之業，定體例、補闕遺，成書一百一十三卷，今《舊唐書》之前部多有其原文。與韋述同受詔繼修吳兢所撰《唐史》的唐代史學家柳芳，不僅續修到肅宗乾元年間成為一百三十卷，同時還在貶至黔中即今貴州途中，與貶官之宦官高力士相遇，問其玄宗開元、天寶中事，用編年體寫成《唐曆》四十卷，宣宗時得到皇帝首肯，並詔宰相崔龜從等續修三十卷寫到憲宗年間。另外，紀傳體的國史柳芳個人還寫了一些。這些，都為《舊唐書》的編寫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然而，光靠這些來編寫國史顯然是不夠的。因為肅宗以後的國史沒有編定，宣宗以後的實錄尚無，特別是經過唐末戰亂，史籍散失較多。“今之書府，百無二三”。正是因為這樣，後梁末帝時龍德元年即公元921年，史館請求“敕內外百官及前資士子、帝戚勳家，並各納家傳，具述父祖事行源流及才術德業可考者，並纂述送史官。”“如記得會昌（841—846年）已後公私，亦任抄錄送官，皆須直書，不用文藻”；“應內外臣寮，曾有奏行公事，關涉製置，或討論沿革，或章疏文詞有可采者，並許編錄送納”（《舊五代史》卷十，《梁書·末帝紀》）。後梁滅亡以後，唐修史事便擱下來了。後唐明宗時，重作修史準備。長興三年即公元932年，史館呈奏“宣宗已下四朝未有實錄，請下兩浙、荊湖購募野史及除目極狀”（《舊五代史》卷十三，《唐書·明宗紀》）。其後，還派人到成都，福建等地購買遺書，多有收獲。在此期間，還廣泛征集唐人的家傳，要求抄集武宗以後的公文奏疏送交史館，後唐時又搜訪湊集了除武宗的實錄殘存一卷無以複原外，其餘的基本收齊，另外還下令保護各地碑碣，搜訪宣宗以來的野史。特別是到趙瑩監修《舊唐書》時，參加撰修的賈緯還提供了他編纂的從武宗到唐亡的編年史《唐年補錄》。加上趙瑩這位宰相還是一位既有學問又還務實的人，不僅親自製定修史的體例和具體辦法，還設重獎鼓勵人們進獻史館所缺的晚唐史料。為了把本紀時間搞準確，趙瑩提出由主管天文曆法的司天台製定一份從唐高祖武德元年即公元618年到昭宗天祐四年即公元907年的“曆本”即所謂“長曆”。編列傳感到史料不足，趙瑩就要求中央和地方文武高官把他在唐代已顯達的祖父、父親的事跡寫好送交史館，並特別歡迎送交譜牒之類的材料。對於寫“誌”所需要的史料，趙瑩要求中央各有關部門負責提供。趙瑩提出的這些辦法和措施，在得到皇帝批準以後基本上都得以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