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軍事幹涉強化了特權國家及由其組成的集團的權力之後，國際政治係統內原有的組織原則就遭到破壞。武力的使用是一個由幹涉國發號施令強迫被幹涉國接受的過程，它使國際係統內成員之間原本的平等關係變為服從與被服從的關係，而使用武力時撇開聯合國這一公認權威的做法就等於使幹涉國獲得了淩駕於權威之上的權力，在這一過程中，雖然也有其他行為體的互動和反映，但是呼籲、譴責，甚至中斷某些領域的往來對幹涉者的懲罰意義都不大或者說基本無效。可以說，在眾多的政治決策中選擇采取軍事幹涉作為解決問題的方式，是幹涉主體建立在自身強權基礎上的一種博弈，而且幹涉者在選擇之初就基本確信這種博弈能取得成功，而這種決策選擇——采取行動的過程可能會在行為被多次的重複中蔓延成一種理念或是文化傾向。可以說，軍事幹涉在改變幹涉者的軍事等諸方麵能力的同時也改變了幹涉者自身。如果按照華爾茲的“國際結構是根據某一時期主要的政治行為體——無論是城邦、帝國還是民族國家——來定義的”的話，那麼軍事幹涉在通過特定的方式塑造著行為體的同時還塑造和改變著國際政治結構的走向；如果按照建構主義的觀點，那麼由軍事幹涉這樣一種國家間特定的交往方式所代表的理念或文化傾向也給現有的國際體係帶來了壓力並將由此而改變國際關係的結構。也就是說，不管我們以結構現實主義還是建構主義作為分析的工具，軍事幹涉都塑造和改變了國際關係的結構。
小結
對於軍事幹涉結果的考察是多角度的，從幹涉者的角度來看，既需要判斷軍事行動本身是否成功，還需要判斷軍事行動的政治目標是否實現。從冷戰結束以後的幾次規模較大的軍事幹涉來看，在不對稱的實力對比之下，軍事行動本身都是成功的，而且相對於幹涉主體自身在行動之前所提出的目標而言，軍事行動也基本實現了幹涉者的政治目標，雖然幹涉行動常常引來“贏得戰爭而未贏得和平”的評論，但是，幹涉主體贏得戰爭的真正目的並不是為了替被幹涉者贏得和平，更重要的是自身各方麵利益的實現。
從被幹涉者的角度來看，軍事幹涉在一定程度上結束了其原有的危機局麵，但真正和平和安定的局麵並未出現。民主、自由、和平、穩定、發展是世界人民普遍的向往，軍事幹涉是在這些名義下進行的，但是在這些問題上被幹涉者所麵臨的卻都是新的艱難征程：財產的損失、人員的傷亡乃至難民的形成、社會秩序的混亂、生命和財產的安全難以保障等都是軍事行動結束後出現的真實現象，民族、種族矛盾依舊存在，恐怖主義和暴力行為並沒有因為軍事幹涉而消失，軍事幹涉沒有解決舊的矛盾反而帶來了更多的新問題。
從國際社會的角度來看，軍事幹涉後所形成的幹涉主體對於被幹涉地區的控製和影響力，改變了世界範圍內的地緣政治結構，使幹涉主體獲得了至少在地區事務安排中的重要發言權，為其進一步施加政治、經濟和社會影響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軍事幹涉在冷戰結束以後的重複出現，是對現有製度的挑戰和較量，國際社會基本上在沒有製約和懲罰的情況下默許了這一行為的現存性，以至於不得不令人懷疑這將是形成未來新製度的運動軌跡。軍事幹涉還強化了強權和特權國家以及由其組成的集團的權力，破壞了國際政治係統內原有的組織原則，也破壞了國際係統內成員之間原本的平等關係。軍事幹涉是幹涉主體建立在自身強權基礎上的一種博弈，它在增強幹涉者各方麵能力和影響力的同時塑造和改變著幹涉者自身，也塑造和改變著國際政治結構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