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因素在行為體的能力變化中起到推動作用，製度的變遷、經濟的升降、行為方式的變化都能對能力產生影響，本書所討論的核心問題——軍事幹涉也是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因素。軍事幹涉從一種設想和計劃到具備行動的可能性，是需要充足的軍事力量作為支撐的。正如理查德·哈斯所指出的那樣，“軍事幹涉成功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必須對軍隊本身予以關注”。如果按照軟、硬兩種力量對軍事能力進行劃分的話，那麼充足的軍事力量意味著在由軍事思想、戰略意圖所代表的軟力量上，以及由軍費開支、軍事技術和研究水平、武器的配備、軍隊的編製、人員的訓練和獲取情報掌控信息的能力所代表的硬力量上都具有較高水平。但是，軍事幹涉的實施又反過來促進了幹涉國的軍事能力以及在其他領域的影響力。軍事行動可以檢驗幹涉方的武器效能和實時指揮與控製能力，還可能成為新作戰樣式的演練場，如美國和北約在科索沃上空演繹的以空戰製勝的“非接觸性戰爭”，既展示了其無可匹敵的武器和作戰能力，同時也使美軍在聯盟作戰、兵力部署、部隊指揮、情報獲取、部隊保護、後勤保障、人員訓練等方麵獲得了大量的經驗教訓，從而為今後在其他行動中提高預見能力、進一步協調好各種因素、增強部隊的應變能力和靈活度並從總體上提高軍事能力奠定了重要基礎。
軍事幹涉是作為一種能給國際社會提供和平與安全的物品由幹涉者生產出來的，它的存在就意味著幹涉國的意圖和意誌在與現有的國際法律製度、以及與其他國際行為體的力量抗衡中取得了某種優勢。幹涉國實施軍事幹涉強迫被幹涉國接受，而國際權威機構和作為旁觀者的其他行為體又沒有足夠的能力驅逐這種物品，由一個國家、國際組織或幾個國家聯合起來采取軍事幹涉，在一些問題領域強行替代了聯合國的集體行動，這就相當於在經濟學領域通過建立私有產權製度來結束公共財產製度的做法，出現這種安全供給的私有化傾向是當代國際政治係統內各種行為體之間在麵對軍事幹涉時所麵臨的尷尬局麵，這一現狀反映的是國際係統各行為體的能力分配狀況以及由此形成的它們之間的關係格局，軍事幹涉的存在也意味著國際係統內出現了擁有巨大能量的特權國家或者特權國家集團，同時它還以強烈的單邊行動強化著這些國家和國家集團的權力。
在世界曆史發展的許多階段上都出現過特權國家和特權國家集團，而當代國際社會的許多原則和製度正是在這些國家和集團的作用下建立起來的，聯合國集體安全機製的出現就是大國協調的產物。建立國際安全組織的意向最早體現在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共同簽署的《大西洋憲章》中，該憲章呼籲世界各國行動起來建立廣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製度，在二次大戰期間經過簽署共同反對法西斯的《聯合國家宣言》和奠定美英蘇中四大國在建立國際組織中特殊地位的《莫斯科普遍安全宣言》，以及美英蘇三國在不斷討價還價後的《德黑蘭宣言》，初步奠定了建立國際安全組織的基礎，從敦巴頓橡樹園會議、雅爾塔會議到舊金山會議則是聯合國及聯合國集體安全機製形成的實質性階段，在經過了各國對《敦巴頓橡樹園建議案》、雅爾塔會議關於安理會表決程序的議定、中國等其他國家提出的建議和修正意見的討論甚至還包括美蘇兩大國之間在有些問題上的激烈辯論後，舊金山會議通過了《聯合國憲章》，這就是聯合國集體安全機製建立的開端。在聯合國和聯合國集體安全機製的建立過程中，大國的倡議、大國之間存在的某種均勢以及在此基礎上大國間的協調與協商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因此，讓·巴蒂斯特·迪塞羅爾說，“《聯合國憲章》不是以道德和法律的理論為基礎，而是以力量的平衡為基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