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中，國際政治領域基本上是一個自助的領域。盡管國家之間存在相互依賴、均勢、相互製約等的關係，盡管在國家之外還存在國際法規、製度和國際組織，但是這些似乎都無法使世界從根本上變得和平與和諧，戰爭、衝突、恐怖行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暴政等依舊存在。在製度約束乏力的情況下，武力的使用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軍事幹涉可能正在成為國際政治領域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並且影響未來的國際政治結構。
一種關於國際政治結構的分析法來自於肯尼思·華爾茲，華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是從三方麵來考察國際政治結構的，分別是：係統的排列原則、單元的特性和能力的分配，但華爾茲同時又認為，在以無政府狀態為特點的國際係統中，國際政治是由同類的、重複彼此行為的單元組成，這些單元的功能具有相似性，國際結構隻有在組織原則或是單元能力發生變化時才會改變。然而，“結構分析的方法是我們思考問題的起點，但它不能夠給我們提供完整的答案”。另一種頗有意思的關於國際政治結構的思考來自新現實主義的對立麵——建構主義，建構主義批判結構現實主義過於強調靜態的結構和物質力量的作用，認為觀念結構以及由國家之間的交往產生的動態的社會化力量在國際政治結構中起著重要作用，國家間的實踐和交往決定了觀念結構的形成，觀念結構是一種認同、規範和文化，它們通過建構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反過來影響其行為，並由此建構國家間的關係結構，也就是說，在建構主義者看來，國際關係結構是在國家間的交往中建構起來的，國際關係結構的變化也緣於國家間的交往。建構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拉格還通過對中世紀國際體係到現代體係的變化提出，由國家之間交往力度產生的壓力不僅會引發個體產權上的變化，而且會產生以整個社會結構為特征的產權結構的變化，認為交往力度可以導致觀念結構甚至整體結構的改變。筆者在下文中所作的探索和思考主要得益於上述兩大學派對於國際政治結構的分析。
現實主義把結構問題看作係統內各部門的安排問題。國際政治係統在原則上是由具備同等法律地位、享有同等權利義務的行為體組成的，所有行為體一律平等地存在於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之中。國際政治結構是一個具有時效性的概念，它是根據一定時間內各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來定義的，排列的方式由單位行為體的能力以及與此相關的組織原則決定，因此，時間的變化可能使單位行為體的能力及組織原則發生變化並由此而改變排列的方式，或者也可以說，國際政治結構是一個應變量，它會隨著單位行為體能力的變化以及係統內組織原則的變化而變化。這樣，從現實主義的認識出發，要闡明國際政治結構的變化問題就需要先探討單位行為體的能力和係統內組織原則是怎樣變化的問題。
國際政治係統內行為體之間相互聯係的方式與行為體的能力大小是密切相關的，國際政治係統在表麵的無政府狀態下卻存在實際的等級秩序。理論界習慣於把國際政治係統內的國家按照權力的大小分成大國與小國，大國應該是擁有多種資源，具有強大的資源調控能力，能在體係內承擔更多的責任和任務，並藉此對其他國家產生和施加影響的國家。在這裏，資源的含義是廣泛的，包括一個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的綜合狀況，不過，也有人隻強調其中的一部分，比如，在約翰·米爾斯海默看來，“大國主要通過對其所擁有的相對軍事實力來衡量，一個國家需要擁有充足的軍事資源並具備與世界上最強大國家打一場全麵常規戰爭的能力才可以稱得上大國”。大國並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並非永恒不變，今天被我們稱之為超級大國的美國在200多年前並不存在，昔日與美國平起平坐共同形成世界兩極的蘇聯隨著其聯盟體製的土崩瓦解而終結了大國的曆史，其衣缽的主要繼承者俄羅斯雖幾經變革卻已難以再與美國論伯仲；美利堅合眾國在短短的半個多世紀裏使自己成長為世界頭等軍事大國，而曾經是頭等軍事強國的波斯帝國、奧斯曼帝國和羅馬帝國在曆史潮流的滌蕩中連餘威都蕩然無存。可見，行為體的能力在曆史的進程中是不斷變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