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就是說，相對於經濟領域的新製度是在發達的市場機製與有力的政府幹預共同作用下出現而言，在國際社會層麵新製度的形成中，“市場”的力量可能更大些。在一些領域，例如形成有關因特網的準則、在《京都議定書》的框架之外組織一些國家通過技術手段解決全球變暖問題、與一些國家簽訂雙邊或地區貿易協定並推動這些協定融入新的全球貿易體係中，如此等等，美國試圖按照自己的意圖修改或製定全球新規則和製度的做法在逐漸地成為一種慣例。這樣，當我們再回到我們所論述的核心問題——軍事幹涉的結果時，我們發現，軍事幹涉正在形成一種與現有的國際製度相較量的力量，作為一種現有製度未曾許可的行為，軍事幹涉跨越了製度，而製度又沒有形成對它的有力製約和懲罰，國際社會雖然存在著對這一行動的普遍譴責，但卻也在譴責中默認了它的現存性。軍事幹涉通過使用武力介人他國事務是對國際法律製度的強行破壞，但是，“強製可以創造社會共識，而社會共識則是合法性的前提”。學者理查德·康諾頓認為，從外部使用武力使國際行動發生了轉變，而且國家之間的邊界已經不再是一國政府可以任意對待本國民眾的屏障。克林頓·亞曆山大甚至認為，以使用武力的方式來阻止大規模的暴政、屠殺和侵害人權行為的發生已經被各國所接受。而喬納森·查尼更是明確地指出，軍事幹涉是一個引起廣泛爭議的行動，尤其是北約和美國在科索沃的行動開創了先例，這將程序性地推動和發展一種新的國際法律。關鍵是，如果一個國家使用軍事力量的原則是模糊不清的或沒有明確的法律界定的話，那就有可能導致軍事力量的濫用，尤其是大國的幹涉實踐將直接威脅國家間關係以及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國際法專家理查德·福爾克則指出了另一種可能，他認為，特別是在應付新形式的世界恐怖主義戰爭給全球安全帶來的威脅上，聯合國缺乏能力、權力和願望，這場危機的長期存在將會掀起支持聯合國改革的新浪潮，使聯合國擁有獨立的手段來資助自己的行動，擁有自己的維和力量和由國際刑事法庭支持的實施能力。
當然，我們由此而得出軍事幹涉已經成為一種新製度的結論還為時過早，因為“曆史性事件發生時不會貼上標簽準確地告訴我們它們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隻有時間的流逝才能做到這一點，但這可能要經過好多年”。加雷思·伊凡斯和默罕默德·撒瑙在《幹涉與國家主權：形成新的依據》一文中指出，盡管國際社會對未經授權的軍事行動的合法性存在疑義，但是已經成功的國際幹涉正在為未來的幹涉行動提供新的依據。在目前看來，軍事幹涉隻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並且尚未演變成慣例，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們認識問題的混亂，但並沒有改變人們的價值傾向。然而，從一種行為習慣的形成，到某種行動規範成為普遍的原則而被接受，兩者之間的轉變往往並沒有明確的界限。如果國際社會領域這種采取軍事幹涉行動解決問題的方式被多次重複的話，那麼量的增加會不會造成質的改變呢？如果這樣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在招來疑義和責問的同時能不斷地排除異己並為自己贏得生存機會（這不僅是指軍事幹涉本身以其維護國際安全的有效性來增強說服力，同時還包括幹涉主體動用其所擁有的強權向其他行為體施加壓力）的話，那麼量變就必然會成為質變的軌跡。如果軍事幹涉也是沿著這樣一條軌跡運動的話，那麼就很難說它不會成為未來社會解決某些問題的方式，或者說軍事幹涉的進行就很可能是一種新製度的產生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