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存在問題應屬常態，但問題的存在卻沒有有效的解決機製則是製度失靈的明證。就使用武力而言，撇開聯合國的授權而跨越製度既是對製度的挑戰，也暴露出當今國際社會的無奈。那麼，究竟是軍事幹涉的出現印證了國際製度的缺乏，還是國際製度的缺乏引發了軍事幹涉的出現呢？如果說是由於國際社會缺乏解決問題的有效機製而導致軍事幹涉出現的話，那麼軍事幹涉的存在會不會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好的安全或成為解決問題的模式呢？它是不是會補充失靈的製度並進而演變成為一種新的製度呢？
現有的國際製度從形式上來看表現為一整套的規則、規範和慣例，其內容是國際關係行為體在長期的實踐中通過相互協調各自的利益而形成的，它對行為體在實現自身利益過程中的行為範圍和程度作出了規定，其目的是使行為體的行為具有某種可預測性和可控製性，並從而實現和維持國際社會的有序性。但是，行為體是否遵守國際製度以及國際製度能否實現預期的功能，既取決於行為體對製度的認識和認可，也取決於國際製度是否能使行為體獲益。類似於“囚徒困境”下的博弈，國際關係行為體一般都會從自身的利益出發考慮對製度的遵守問題，如果采取製度許可之外的行動將使行為體的利益明顯受損，那麼遵守製度應該是理性的選擇；但是，如果一個行為體或者幾個行為體聯合起來采取製度許可之外的行動能使其明顯獲益，或者其所獲利益將遠大於因破壞製度而造成的損失的話，那麼製度就可能遭受被破壞的厄運。
我們已經把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分別看成是針對民族和種族衝突、恐怖主義以及獨裁統治而進行的軍事幹涉，從行為的合法性角度而言，在這三個地方使用武力都是跨越現有製度的行為。軍事行動使幹涉者因為沒有認真遵守國際規則而受到廣泛譴責，作為主要幹涉者的美國還在科索沃戰爭中因誤炸中國使館而一度使中美關係降到有史以來的最低穀，在伊拉克戰爭中與法、德等傳統的歐洲盟友交惡，但是軍事行動使美國獲得了從中東到中亞這一廣闊地帶上的地緣政治優勢，可能還產生了包括對其他國家殺雞儆猴式的警告效應，同這些收益相比，由於破壞製度而造成的消極影響就顯得微不足道了，這種獲益可能是幹涉國采取行動的真正誘因。
這樣，我們必須要探討新的製度將會怎樣產生的問題。經濟學在麵對和探討解決市場失靈時的方法也許能為我們認識問題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國家與市場的關係或者說政府是不是幹預經濟的問題是經濟學的永恒話題。自凱恩斯主義盛行以來，人們普遍對於國家幹預寄以厚望，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一整套關於政府如何在市場失靈時發揮作用的理論就很能給人帶來啟發，他認為，由於競爭的不完全性所造成的不完全市場和由於每個市場主體所能獲得信息的不對稱性所造成的不完善信息將使市場達不到帕累托效率（資源配置既沒有使一些人變得更好，但同時又沒有使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壞），這就是市場失靈，存在失靈現象是市場的常態。對此，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明確提出“非分散化基本定理”，認為沒有政府的幹預，就不可能實現市場對資源的有效配置。他認為，政府能通過法律體係和法律製度影響私人生產，在多數社會成員願意自覺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政府有足夠的理由和能力幹預經濟生活。他反對科斯等人提出的可以通過人們（企業）的自願聯合來解決市場無效問題的觀點，認為政府對市場的依法調控比私人部門更有優勢，在不完全競爭的條件下，私人部門的價值取向難以實現公共部門應具有的諸多社會目標，而在這個問題上，對私人企業進行國有化並不一定能達成公共利益，最好是由政府委托私人部門生產並提供產品，政府隻要指定“生產多少”即可。但是，政府的幹預也不十全十美，有時會產生浪費和無效率等副作用，這便是公共失靈，公共失靈的問題許多是由政府的某些內在特征引起的，它的受委托功能、有限的信息、有限的約束能力、有限的預防不良再分配能力等都是政府的缺陷，由此，斯蒂格利茨建議政府在實施壟斷或授予壟斷權時應慎重，應鼓勵在公共部門中開展競爭，分散政府的經濟功能有利於形成多樣性和解決由於公平壓力所帶來的問題，政府還應公開分配的方式並有責任提供必要的信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