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效賢知道，九十二團隻打了三天就頂不住了。現在九十三團二營和三營也拿上去了，恐怕也隻能撐個三四天……這樣看來，讓一○六團最後“收攤子”絕非易事。
若幹年後，武效賢回想起當時的心情，仍不無自豪地說：“那次才知道什麼叫責任，什麼叫擔子……”
二改變戰法
比武效賢預料的時間還要短些——九十三團的兩個營從十四日夜陸續進入陣地，隻經過短短兩天時間就難以支持了。十一月十七日，李德生副軍長命令三十四師一○六團接替三十一師九十三團在五三七點七高地北山的爭奪與鞏固陣地的任務。
然而，戰鬥的激烈和殘酷程度卻是武效賢事先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出的。
一營營長宜文光說：“進入陣地的時間是十七日晚上，由於九十三團三營剩餘人員沒有及時撤出坑道，加上坑道口倒塌，人隻能爬著進入。這樣，部隊在暴露的地形上停留了幾個小時，遭敵炮擊，傷亡幹部戰士二十多人。一直到天明時，營一線分隊才在參謀長李治的率領下接替了一、二、九號陣地及三號陣地的馬蹄形坑道，其餘陣地均被敵人占領。進入陣地時，每人隻帶一壺水、兩包餅幹和兩個蘿卜。戰士們就憑這點東西與敵人對峙了六天。最難忍受的就是口渴，尤其是三號陣地坑道內的四十餘名戰士，由於補給供不上，他們先是喝小便，後來舔坑道石頭上的滲水，最後全部犧牲，無一幸存……”
八連三排副排長劉永年是四川內江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入伍。入伍時，他正在重慶一所中學讀高中，並且“還有八個星期就畢業了”。參加上甘嶺作戰時，劉永年雖然擔任了副排長，但由於過去是當報話員，沒直接帶過兵，也沒經曆過大的戰鬥，因此他“心情相當緊張”。
劉永年所在的八連，是十七日傍晚六時左右，由梅檜裏向上甘嶺五三七點七高地北山陣地開進的。當夜十點左右，部隊來到四四八高地九十三團的指揮所。在這裏，劉永年等人“遇到九十三團一個領導，有人叫他參謀長，他說，他們團打得剩下不到二十人了。我們離開時，這個參謀長眼裏含著淚說，‘你們放心，我們當夜十二點把表麵陣地奪回來交給你們，我九十三團接什麼陣地，就交給你們什麼陣地。這時，我們連的指導員米玉崗說，‘首長，你們放心下去吧，為你們團著想，得保留一點骨幹……我們天明前一定把陣地拿下來……’可九十三團首長不答應。最後商議的結果，是讓他們現有的人給我們帶帶路，這樣達成協議。”
據劉永年回憶說，十七日夜裏的反擊還是順利的，主要的戰鬥在十八日白天。
“朝鮮和我們有一個小時的時差，天亮得早。大概早上三點來鍾，敵人就出動八架F—84型飛機對陣地輪番轟炸掃射……第一批飛機走了，又來第二批飛機；第二批飛機走了，炮彈又鋪天蓋地砸下來……打得一直到天大亮了，十來公尺內還什麼也看不清，連眼也睜不開，隻覺得天空中灰黃一片，人也成了灰黃色……”
上陣地前，團裏指示，“一個連守二十四小時才算完成任務。”劉永年所在的八連近兩百號人，打到十八日黃昏，“陣地上隻剩六個人了”，還不包括劉永年本人在內。
這時候，八連副連長張發園帶著兩個炊事員摸上了陣地。上陣地前，張發園背了四五十個蘋果，兩個炊事員一個背了一袋蘿卜，一個背了十幾壺水。結果，張發園的蘋果兜子，被一排高射機槍子彈橫掃過去，漏了，蘋果隻剩下六個。而背水的炊事員則在坑道前不遠處被炸死了……張發園和背蘿卜的炊事員來到坑道口，劉永年等人看見副連長來了，“熱淚不由得流下來。大家相互抱在一起，痛哭失聲……”
所謂“男兒有淚不輕彈”，的確是“隻因未到傷心處”。三營營長權銀剛三天三夜沒吃飯，卻抽光了三條大生產牌香煙。他“眼見著一天打掉一個連，真不知該如何是好”。
十八日，三營八連打光了；十九日，七連打光了；二十日，九連又拿上去了。權銀剛知道，這是三營最後一個連了，“但是沒辦法，隻有拚，反正陣地不能丟在我們手裏。”
說到九連，權銀剛感到很內疚，他說，“九連指導員帶隊反擊，腿給打傷了，沒撤回來，派一個班找了幾個晚上也沒找回來……副連長的死跟我也有關係。那天，我看到敵人老是反擊上來，就讓九連副連長帶人去摸敵人的隱蔽點，結果他兩次都沒成功。我一問，他是派一個班長去的。我火了，說，你這個副連長是不是怕死？你給我親自帶隊去！他就親自帶一個班去了，摸到了敵人的屯兵處，打了一家夥，還弄了幾條槍回來。結果在撤回的路上，讓敵人的炮給炸死了……唉，要是我不叫他出去，他也犧牲不了……那天，九連也打光了，我三個連差不多都報銷了，教導員魯亞裏忍不住了，在坑道裏抱著頭嗚嗚直哭——那種男子漢傷心的哭聲，我從來沒有聽到過……”
麵對如此慘烈的激戰，作為一團之長的武效賢或許是因為壓力太大的緣故，顯得情緒時常激動而難以控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