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等（2005）則分析了股權融資對高管變更的影響，研究發現在股權融資過程中外部機構會對企業高管變更產生影響，存在股權融資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受到外部機構的壓力，更換經營業績較差的高管，同時股權融資增加了從外部任命CEO的可能性。
隨著製度因素引入到公司治理的研究中，部分國外學者也開始關注製度因素與高管人員變更的關係。Defend and Hung（2004）通過對33個不同國家和地區（未包括中國）的橫截麵數據的比較後發現，在那些法律對股東權利保護較好地區，當企業的經營業績較差時，股東的權利會得到更好的保護，高管人員發生變更的可能性會得到增加，企業的經營業績與高管人員變更率之間的負相關關係會得到加強，而那些法律對股東權利保護較弱的地區，高管人員變更的頻率也隨之下降，高管人員變更不能成為公司治理的有效手段。
我國學者對於公司外部治理所引發的高管變更的研究的文獻較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蔣榮，陳麗蓉（2007）以2000-2004年中國上市公司的CEO變更為視角，對產品市場競爭的治理效應進行經驗研究。分析發現總體上CEO變更與產品競爭度之間的負相關不顯著，而在競爭度低的行業下，CEO變更與產品競爭度之間顯著負相關。劉榮英（2009）以2001-2006年的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分析發現在製度環境即市場化程度高、要素市場發育程度好的地區，高管變更與公司業績之間的負相關關係更強。
第三節文獻綜述小結
高管變更是現代企業公司治理的內外機製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且國外學者對公司高管人員問題的研究結論，是在特定的製度背景和市場競爭度的情況下下做出的，這些研究結論無法適用我國的現實情況，對我國國內市場高管變更問題的研究隻能在依靠來自對我國國內市場的背景全麵考察的基礎上才能得以進行。而在對國內滬、深市場的研究中，研究的不足主要體現於以下幾個方麵：
1、研究思路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研究者尤其是在中外研究者之間，這種差異更加明顯，這是各國包括文化等方麵的研究背景差異造成的。
2、研究問題的角度越來越豐富。在研究時代背景不同的情況下，新的問題不斷出現，而針對新問題的研究角度也越來越多，不斷豐富著從公司治理角度研究高管變更的內容。
3、研究結果千差萬別。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一是各個國家的社會和經濟製度不同；二是國家間的公司治理狀況的完善程度不同；三是研究者在采集實證研究數據的方法和數量上不同；四是對實證研究指標的界定上沒有統一的標準。
4、分析過程缺乏對背景特征的全麵分析。在分析高管變更過程中對於內部因素分析的比重較大，而對於外部因素的分析就較為欠缺。並且在分析過程中，公司高管人員變更是基於特殊的製度背景和所有權結構特征下展開的，在研究我國國內市場高管人員因素問題的時候，上述學者都在未能對這一前提做出詳盡深入的理性分析的基礎上，就匆匆上馬，對公司高管人員變更的問題展開了研究，這種做法使得研究缺乏理論深度，並且容易讓人產生生搬硬套之感。
總而言之，高管變更是現代公司治理領域研究的熱點。當前國內外各種研究結論參差不齊甚至相互矛盾的事實，為今後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