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翼對封建君主以至地方官員的濫刑苛法也多有評論。如《廿二史劄記》卷三的《武帝時刑罰之濫》，卷14的《後魏刑殺太過》，卷22的《五代濫刑》，卷32的《胡藍之獄》等。趙翼揭露封建統治者出於獨夫心理，見朝臣“或以顏色動變，或以喘息不調，或以行步乖節，或以言詞失措”，都以為這是他們懷惡在心，所以變見於外，恐對自己不利，因而就予以殺害。像明太祖那樣則更是卸磨殺驢，過河拆橋，於天下既定之後，“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
趙翼對曆代的政治得失亦多評論，如卷20的《伺架除陌宮市五坊小使之病民》，是評論唐代的一些經濟措施的，卷25的《宋恩賞之厚》、《宋冗官冗費》等多條，都是評論宋代的弊政的，卷30的《元初諸將多掠人為私戶》，是評論元代的民族壓迫以致影響及於經濟發展的，卷32的―《明官俸最薄》、卷34的《明鄉官虐民之害》、卷36的《明末遼餉剿餉練餉》等，都是評論明代弊政的。趙翼認為經濟政治措施關係國運興衰，如民力既竭，國家也將隨之滅亡，作為統治者決不能對此 予以忽視的。
趙翼的《廿四史劄記》有一部分篇幅是論史書編纂的，他從史例、編次、書法，一直談到史書的繁簡、文筆和修史的品德。談得最多的是書法和史德。趙翼在卷6的《三國誌書法》條說：“壽修書在晉時，故於魏晉革易之處，不得不多所迥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既欲為晉迥護，不得不先為魏迥護。”接著，他在下一條《三國誌多迥護》中又說：“陳壽作《魏本紀》，多所迥護，凡兩朝革易之際，進爵封國，賜劍履，加九錫，以及禪位，有詔有策，竟成一定書法。以後《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為成式，直以為作史之法固應如是。”這裏，趙翼明確地表示了他對這種曲筆迥護之法是不讚成的。反之，史書中如有直筆書事者，趙翼必提出表彰，如卷21的《薛史亦有直筆》條，舉了許多例子，說明薛居正主修的《舊五代史》雖多迥護處，“然是非亦有不廢公道者”，說明薛史也有不少直筆書事是值得表彰的。趙翼最佩服的前代史家是歐陽修，卷21有《歐史書法謹嚴》和《歐史傳讚不苟作》兩條，是專門讚揚歐陽修《新五代史》的，他甚至說“歐史不惟文筆潔淨，直追《史記》，而以《春秋》書法寓褒貶於紀傳之中，則雖《史記》亦不及也。”又說：“歐史紀傳各讚，皆有深意。”“歐史無一字苟作。”這雖然隻是趙翼的個人看法，但對於歐陽修則未免有些過於推崇，說歐陽修超過司馬遷，恐怕歐陽修自己也會覺得不敢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