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實學表現在《通誌》的二十略中多為實用之學，其中不僅有關係國計民生的食貨略和關係學術研究的藝文略，並且還有六書、七音、器服、校讎、圖譜、金石、昆蟲草木等略。這些有的與人類文化密切相關，有的與科學研究密切相關，有的則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有緊密聯係，都是實用之學而非紙上談兵。鄭樵認為圖譜與實用有極重要的關係，他說：“天下之事，不務行而務說，不用圖譜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未有無圖譜而可行於世也。”這就是說，天下的事情如果光說說不做，沒有圖譜也無所謂，如果真的要實行的話，那就非有圖譜不可。鄭樵一向反對光說而不重視實行的人，他認為光會說不會做，好比不會操持家務的主婦，：她光會跟別人鬥貧嘴，卻做不出一餐飯來是一樣的，那又有什麼用？
實事求是表現在《通誌》一書重在客觀地反映曆史實際，而不作任情褒貶。鄭樵認為史家寫史不據實而書，卻根據史家的好惡任情褒貶，這不是史學而是妄學、欺人之學。他說:“史冊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待美刺。讀蕭曹之行事，豈不知其忠良；見莽卓之所為，豈不知其凶逆?”意即史書把事情寫清楚了，善惡就已經明白，無須孕再進行褒貶，讀了蕭何、曹參的事跡，怎會不知道他們是忠良，讀了王莽、董卓的事跡，怎會不知道他們是凶逆，又何必再由史家去進行畫蛇添足式的論斷褒貶呢？所以《通誌》紀傳部分在采錄《史記》舊文時，把篇後的“太史公曰”全都刪去不錄。對司馬遷都如此，對其他史家的所謂論讚自然更不必說了。鄭樵認為《史記》的“太史公曰”不是為褒貶而寫的，那些都是“史之外事，不為褒貶；間有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原來都是褚少孫等人加進去的。
不信災祥占候之說表現在《通誌》不以災祥附會人事。二十略中雖有災祥略，也隻是如實地記載災祥之類的史事，不聯係人間禍福。鄭樵說：“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奈何一蟲之妖，一氣之戾，而一一質之以為禍福之應，其愚甚矣！況凶吉有不由於災祥者。”同時，鄭樵也不相信以星象變化惑人的占候之說，他認為星象歸星象，人間禍福歸人間禍福，二者是毫無威係的，“不幸而占候之說起，持吉凶以惑人，紛紛然務為妖妄。”實際上都是靠不住的瞎附會。
正是因為鄭樵在《通誌》一書中表現了這麼多精辟的思想觀點，所以曆史上雖然也有人批評他，但是一些有識見的史學家則多予以肯定的評價。明清之際著名學者顧炎武說：“漁仲博雅”，認為他是個了不起的史學家。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對鄭樵的評價更高，認為“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這種種評價，都說明鄭樵實在是足為後人楷模的一位偉大的史學家。
我國史書自從有了編年、紀傳兩種體裁以後，不斷地互爭雄長，但在互爭雄長中也暴露出了各自的缺點。編年體重在記事,雖然時間概念很明確，但是對人物的活動過程則不易考見。紀傳體重在記人,雖然對重要曆史人物的 平記得很清楚，但是對事件的發展過程則記得散漫而缺乏係統。因此，曆史呼喚著新的史書體裁趕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