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壽不光在整部《三國誌》的篇幅安排上具有一定的分寸，他對人物的評價也是很有分寸的。對於值得歌頌的人，充分地寫他的優點，同時也指出他的缺點。如對劉備既說他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也指出他的“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說諸葛亮，既指出他是“識治之良才，管蕭 之亞匹”，也指出他“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隻是個政治家 而不是軍一事家。陳壽的《三國誌》對人物評價，並非隻是在“評曰”中作最後的鑒定，更重要的還是在正文中用一二語道破，使讀者對其人如觀其形聞其聲似地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寫關羽，既寫了他刮骨療毒的英雄氣概，也寫了他聽馬超來降，急著寫信給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那種狹窄的心胸。又如寫魯肅，他對東吳的功勞雖大，但勸孫權借荊州給劉備，又說關羽不足忌，對東吳來說都是失策的行為與看法。陳壽不在評語中指出，而是通過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呂蒙的言論中寫出，“評曰”中隻說“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這樣也就通過時人的言論對魯肅作了評價，史書的作者自然無需多說了。
《三國誌》與《史記》、《漢書》相比，雖然顯得簡略，但是重要的史實還是盡可能地照顧到，不使闕失。陳壽是以凝練的文筆寫史，簡明扼要地記載史事。如五鬥米道的出現，在東漢三國之際是一件大事，他在《魏書·張魯傳》和《蜀書·劉焉傳》中都有提到。東漢末年黃巾起義軍的餘部在三國時期的活動，亦是人們關心的大事，陳壽在《魏書·張燕傳》中就講到了張牛角繼續鬥爭的史實。在三國分裂割據的情況下，周邊少數民族和鄰國與三國的關係，除了在《魏書》的烏丸、鮮卑、東夷諸傳中集中介紹以外，在《蜀書》、《吳書》的有關人物傳中也都附帶有所提及，使人知道其時漢族與邊疆少數民族的關係，中國與鄰國的關係，都沒有中斷，而是繼續有所發展的。
《三國誌》原先也有《敘錄》，像《史記·太史公自敘》和《漢書·敘傳》一樣，陳壽也有自述著書宗旨的做法，可惜這篇《敘錄》早已亡佚，所以陳壽的著書宗旨後人不得而知，隻能就書評書地來予以評論了。
《三國誌》最大的缺點是沒有表誌，對於列傳無法表達的史事不能加以補充，而對當時的經濟、文化狀況亦很難從書中找到。某些人物如徐幹、陳琳、阮璃、應埸、劉楨等，他們在文學上的成就，原可以單獨立傳介紹的，卻隻是把他們附於 《王粲傳》中約略提及。《方技傳》中隻有《華佗傳》，而沒有醫聖張仲景，吏無號稱“天下名巧”的馬鈞。這些都是陳壽隻著眼於政治而忽視經濟科技文化所造成的疏漏，是很可惜的。
陳壽去世前，《三國誌》尚未公諸於世。直到他死後，梁州大中正尚書郎範顋才上書給晉惠帝說：“故治書侍禦史陳壽作《三國誌》，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采錄。”於是晉惠帝才下詔給河南尹，洛陽令，到陳壽家中把《三國誌》抄寫出來公諸於世，這才使得《三國誌》為世人所知，成了繼《史記》、《漢書》之後第三部為人們稱道的不朽史學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