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旗人與漢人的量刑上，向來有所不同。漢人犯流徒罪的照律充發，旗人則可改為枷號、杖責結案，實際上是從輕發落。四年（1726），雍正皇帝感到量刑不同使法律不能一致，於是命令大學士、八旗都統及滿洲、漢軍中的九卿共同商議，可否將旗人的改折刑法取消，一律按照統一的刑律與漢民一樣處置。大學士等認為準折刑法是不好，易使旗人輕易犯罪，但滿人、蒙古人缺乏營生之術，發遣難於圖存，請維持舊例不變；隻有漢軍若犯有軍流罪者，就照律發遣。
在旗民與漢民關係問題上，雍正皇帝也想做些改革，但因為照顧旗人的方針不變，所以在法令上就不能不遵奉舊製了。然而在實踐上，打擊不法旗人，尤其是作惡多端的莊頭，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旗、漢矛盾。在這裏，人們可以看到：雍正皇帝維護旗人特權，但又不使它過分。這同他對待漢人中的紳衿是一樣的，即承認其法定權力，而不允許非法虐待民眾。隻有這樣，才有利鞏固滿清的統治，達到長治久安之目的。
在調處滿漢關係中，雍正皇帝又極力宣揚所謂“滿漢臣工均為一體的觀念”。
雍正皇帝還對內閣等重要官吏的品級實行調整，以示對漢臣的一視同仁。八年（1730），雍正皇帝一改滿漢大學士品級不一的清代定製，在將滿洲大學士定為正一品時，也定漢大學士為正一品。
由於滿漢官員在政府中的不同地位，自然會產生矛盾，互相排斥。雍正皇帝知道這種情況，他說：“滿洲人為上司就認為滿人可以信任；而漢軍人為上司，則又以漢軍人可以信任，漢族人為上司又認為漢族人可以信任。”他認為這種偏向的觀念將影響政事的治理，要隨時加以警惕。
漢軍楊文乾為廣東巡撫，廣州將軍石禮哈及廣東官員阿克敦、常賚等四個滿洲人心中不服，協謀陷害楊文乾。後來被雍正皇帝識破，對四位滿洲官員大加訓飭。他說：“朕信任的滿員邁柱、漢員李衛、漢軍田文鏡和楊文乾，什麼出身都有，隻要其竭盡全力，效忠朝廷，那些挾雜私怨陷害他人的家夥，無論他是滿洲人、漢軍人、漢人，都不能夠將其陰謀得逞。”
在相互排斥的滿漢官員中，滿人占據主導地位，他們不僅占據要津，即使是漢人的下屬，也以旗籍而蔑視主官。雍正皇帝知道這些滿人的常習，時常加以警戒。漢人孔毓在任廣西巡撫時，漢軍劉廷琛為按察使。雍正皇帝叮囑他說：“在什麼事情上也不能超越本分，不要因為巡撫是漢人就有失兩司的規矩大體。如果你要幹一些超過你分內的事情，朕一有所聞，一定會以僭妄之罪處理你。”雍正皇帝考慮到政事的治理，需要滿漢官的團結一致，於是他告訴滿漢官員：都是為朝廷辦事情，何必分什麼滿洲、漢人、漢軍、蒙古，而應該“滿漢協心，文武共濟，而後才能達到天下大治。”雍正皇帝用這樣的話要求滿、漢官吏，也應該說這是他的真實思想；他為了很好的利用漢官，不願過分地歧視他們。
雍正皇帝說：“人出生在天地之間，漢、滿本來是一家；他們的才能和品質不可能完全相同，其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這是人之常情。任用人才隻能分辨他可用還是不可用，而不應當理論他是滿人還是漢人。”這裏說的是任用人才惟看其才能與品質，對滿漢一視同仁。可是在雍正三年（1725），雍正皇帝又對臣下說：“朕隻希望你們都好好努力，成為品德才能雙全的善人。如果宗室內有一個善人，滿洲內也有一個善人，朕一定先用宗室的善人；滿洲內有一善人，漢軍內也有一善人，朕一定先用滿洲內的善人；以此類推漢軍、漢人也是這樣。而如果宗室不及滿洲，那麼朕就一定用滿洲人。”同樣是人才，先用宗室的，然後才用滿洲人、漢軍人，最後才是漢人。從而說明滿漢是有區別、有等第的。
從本質上看，雍正皇帝依然執行著清朝傳統的依靠滿洲人團結漢人的用人方針；但是他比較重視才能，給某些漢人以較高的地位和特殊的榮譽，有利於這些漢人發揮政治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