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隸巡撫李維鈞是漢人，若對旗人依法懲治，一定會遭到王公貴人的強烈反對，會被安上漢人反對旗人的罪名。於是雍正皇帝為整治旗人中的害群之馬，積極給李維鈞撐腰，警告王公貴胄不可對他加以陷害和掣肘，讓他順利處置那些不法的旗人，以適當消解漢人的怨恨之氣。
雍正元年（1723）七月，李維鈞又密奏寶坻莊頭焦國棟、焦國璧在城鄉占據田地一千餘頃，開設當鋪、商店數處；而且還打死六條人命，奸占婦女、包攬詞訟、私立場集。雍正皇帝指示李維鈞道：“除暴安良，正是你分內應當之事，像這類的事情，你處理起來一定要振作，不要怕這怕那、瞻前顧後，更不要多慮。”
同年十月，雍正皇帝諭令內務府加強對莊頭的管理；對為非作歹、怙惡不悛的莊頭立即予以革退。十二月，雍正皇帝又下諭令：莊頭不得奢侈豪華，住房不能超過規定，不得擅自占用非分之物，否則將嚴懲不貸。
經過君臣共同努力，一齊整飭，有些凶惡的莊頭有所收斂，自動將地租和當鋪得息各減一分。李維鈞因他們知過就改，向皇帝請求免予治罪。雍正皇帝回答說：“惡人秉性難移，對他們仍然要留心察訪；如果有莊頭稍有重蹈前轍，立即驗實處理，不要存在一點姑息遷就的念頭，絕對不要開始勤奮後來懈怠，弄一個虎頭蛇尾。”正是在雍正皇帝的鼓勵和督責下，李維鈞繼續打擊作惡莊頭。雍正二年（1724）正月，李維鈞又將靜海縣鑲黃旗惡霸莊頭李大權捉拿歸案。
對於莊頭以外的凶橫旗人，雍正皇帝也從嚴懲罰。康熙末年，許二自恃是旗人，率眾人打死民人劉國玉。雍正皇帝即位時有赦免犯人的恩詔，刑部援引詔書，想為許二減刑。雍正皇帝說許二恃仗是旗人犯罪，實屬可惡，不可援引恩赦而免去其罪，仍然按照原罪擬定的絞監候，秋後處決。
雍正四年（1726）八月，直隸總督李紱奏報：鑲黃旗人王三格，據稱是內務府倉官，在滿城縣有祖上遺留的圈地，早年轉典給縣人孫含夫、冉鐸等取租，到雍正三年（1725），王三格回到滿城，毆打孫含夫及佃民，占奪原典田地。轉年三月，孫含夫到保定府控告，還未經審理，王三格就以冉鐸吃齋，被人稱為老道，誣告他邪黨聚眾，自稱教主，任命孫含夫等人為將軍、總管。直隸按察使據報將冉鐸等人拘捕審訊，造成冤獄。王三格因是倉官，地方官不便審理，請將其官職革退，以便審結。雍正皇帝指示道：“王三格實屬可惡之極，一定要加倍嚴懲，用以警戒刁蠻誣隱之人。倉官什麼官也不是，是王三格自命之官，實在是一個天大的笑話！”王三格奪人財產，又肆誣陷，可見旗人對漢民的欺壓嚴重。王三格可以自稱倉官，作為封疆大吏的直隸總督對他也無可奈何，也可見旗人特權之大。雍正皇帝加倍嚴懲王三格的態度，才可以或多或少地打擊不法旗人的囂張氣焰。
雍正五年（1727），順義縣旗人方冬魁在酒館中遇見漢人張四，張四未給方冬魁讓座，即遭到方冬魁的打罵；張四一氣之下殺死方冬魁，署理直隸總督宜兆熊審理此案，擬定將張四定為絞監候罪。雍正皇帝則不以為然：“莊居旗人欺淩漢人者很多，從方冬魁打罵張四之事就可見一斑”，因此對張四從寬發落：免死，枷號兩月，責打四十大板了結，以此令旗人引以為戒。並將此事曉諭八旗及各屯莊居的旗人，以引起警惕。雍正皇帝這樣從輕處理張四，於法律不合，但不失為糾正旗人肆意作惡為弊的一個措施。
□遏製滿人特權，滿漢視為一體
雍正六年（1728），良鄉知縣冉裕杖責旗人烏雲珠，署理直隸總督宜兆熊以違例虐待旗人將冉裕題參，雍正皇帝說：“旗人、漢民均屬一體。地方官審理事務，隻依據其論理的曲直，分別給予獎賞和懲罰，不應當分別旗人、漢人。冉裕奉公守法，不應當革職聽審。”於是將宜兆熊的題本擲還給他。雍正皇帝還說不知道有不允許地方官體刑旗人的成例，要刑部查明具奏。刑部查出果有這樣的案例。雍正皇帝命令將它廢除掉，依照他的指示執行。同時皇帝還指責宜兆熊那樣對待屬員，過於嚴厲、過於苛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