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漢關係是清朝統治者穩固政權十分注意的一個問題。清初，滿人對漢人、漢官實行歧視政策，滿官藐視漢官。因而，滿漢之間，始終存在著一種隔閡，有時甚至釀成仇恨。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漢官麵對滿官的淩人氣勢，隻好多辦事，少發議論，或者幹脆袖手旁觀。當然，這樣的滿漢關係是不利於清朝對中原的統治的。因而到了雍正時期，皇帝拿出相當大的精力處理好滿漢關係，以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
□敢於為明朝皇帝立嗣
為明朝皇帝立嗣，是雍正皇帝調處滿漢關係的一個步驟。
雍正元年（1723）九月，雍正皇帝說他發現康熙皇帝未發的諭旨，在諭旨中，康熙皇帝稱讚明太祖朱元璋統一華夏，經文緯武，為漢唐宋諸位君王所不及，因而命令官吏訪求明太祖朱元璋的後裔，以便奉其祀。二年（1724），雍正皇帝還找出正白旗籍，正定府知府朱之璉，封為一等侯，世襲，承擔明朝諸陵的祭祀。同時，他還把朱之璉族內之人均抬入正白旗。朱之璉的先人朱文元，是明宗室代簡王的後人，在鬆山戰役中被俘，入了八旗，是早已滿化了的朱明後人。雍正皇帝利用這類旗人，完全不用擔心他們會同擁護朱明的漢人攪在一塊，卻可當作招牌，用作宣傳不仇視明朝，不歧視漢人的工具。
雍正皇帝深知反清複明活動對清朝統治的不利，對甘鳳池等一案極為注意，他說：“這種匪類，行動舉止詭怪隱密，習性乖張，出於常理之外。他們心中暗懷幸災樂禍之心，敢於做出逆背情理、違反綱常的事情來，是國家隱藏著的憂患。”
雍正皇帝還說：“這種匪類，幹起壞事來不知比普通盜賊要高出多少倍。這正是孟子所說的惡草容易毀壞整片田苗。要充分引起重視。”
雍正皇帝認為：盜竊犯僅僅隻是單個人的活動，影響麵也很小；而政治犯則不同一般，可以影響一群人，一個地區，乃至整個國家。鑒於此點，雍正皇帝特別委派工部尚書李永升到浙江去會審。範時繹等由於與張雲如有較多交往，為了維護自己的短處，與李衛不予合作，從中作梗。雍正皇帝則積極支持李衛，讚揚他“矢誌堅定，勇於奉公，能夠觀察到眾人容易忽視的細微之處”。並將李衛樹立為“督撫模範”。
雍正皇帝對朱明後裔之說倍加警覺。他對李衛說道：“呂宋山上有關前明後裔這事真偽有無，一定要確切地加以審訊，得到可靠供詞。前年因為有西洋人到京城來秘密上奏有關呂宋山島有明代後裔聚集之事，朕隨即派遣福建、廣東督撫留心加以尋訪調查，結果他們都回奏此事乃子虛烏有，根本不存在明代後裔之事。這件事十分重要，當年聖祖皇帝也曾經留意過這件事。現在要好好審訊自不必說。即使此案的審理仍然得不到確鑿的證據，將來有機會務必進一步探訪，一定要弄出個水落石出。”
隨後李衛回奏道：“對這件事微臣已留意很久了，現在仍然還在秘密地探訪之中。”這正是他們君臣所謂隱患的核心問題。
雍正皇帝利用暴力毫不手軟地鎮壓漢人的反清複明勢力，又以優待明王朝的後裔來感化那些仍然有戀舊心態的漢族人，這些對穩定大清政權的統治顯然都是十分有利的。
□懲處作惡旗人，調處旗漢矛盾
調處直隸旗、漢矛盾則是雍正皇帝調節滿漢關係的又一重大舉措。
直隸，作為全國的政治中心，意義十分重大；而直隸又多旗地，旗人很多。旗人依恃特權，欺壓漢民，造成嚴重的旗漢衝突。
雍正元年（1723），直隸巡撫李維鈞密奏房山縣莊頭李信與宛平縣莊頭索保住勾結作惡的罪行。李維鈞奏道，李信等人獨霸房山縣石行，把附近居民的牲口搶去，為其拉石出售，放高利貸，拿百姓的房產作抵押；如不能償還的，則勒逼人妻、子、女為奴；強占房山、宛平縣民間婦女多人為妾，打死人命。他們的行為造成嚴重的後果，以致宣化府士民罷市。
雍正皇帝對莊頭作惡深惡痛絕，見到奏章之後立即指示李維鈞將李信等嚴刑審理，究查清楚，“以示懲罰警戒，以舒暢平民百姓的怨恨壓抑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