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魏晉的學校
自東漢末建安元年(公元l96年)曹操扶獻帝遷都於許昌,到隋文帝開皇九年(公元589年),曆時394年,史稱魏晉南北朝。其問曆經魏、晉、南朝(宋、齊、梁、陳)和北朝(北魏、北齊、北周),是中國曆史由統一轉為分裂和長期者,可隨下班補考,補考通二經者,亦得為文學掌故;文學掌故滿兩年並能通三經者,擢其高第為太子舍人,不得第者,也聽隨下次複試,複試通過者亦為太子舍人;太子舍人滿兩年並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為郎中,未及格者,亦隨下次複試,複試通過者亦為郎中;郎中滿兩年並能通蕞經者,擢其高第而隨才敘用,不通者亦隨下班補考,補考及格者亦敘用。此項法令,規定了太學生的學習內容,定期的考試製度,安排了仕進的梯級,對於太學的穩定和發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以通經多少來決定官員升遷的考課製度,雖在東漢就已製定,但當時它確是一種選舉製度。魏文帝的“五經課試法”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但把它的功用已擴充到學校教育中成為學校教育中的一種考課製度。把學校教育與文官選拔考試統一起來,這是魏的太學教育的特色之一。
在曹魏統治的60年間,太學一直處於興辦階段,太學生從黃初年間(公元220-226年)的幾百人,增至景元年間(公兀260—264年),的3000人正始年間(公元240—-249位15元授。學—。魏、蜀、吳三國,為了鞏固其政權,各就其國情,采取了一些發展學校教育的措施,但由於戰事頻繁政局動蕩,加之學官遴選不精,學生擇取不嚴,以及學官升遷及官員考選製度有弊等,所以三國時期學校教育的發展的成就是十分有限的,與西漢學校教育發展的興盛時期相比,這就大大地後退了。
兩晉時期的學校西晉太學是曹魏太學的繼續與發展。魏末時太學生為3000人,到西晉武帝泰始八年(公元272年)時太學生已增至7000餘人,後雖詔令以通經考試來裁減學生,但仍有3000人之多。可見西晉太學的規模仍是相當可觀的。
西晉除繼續興辦傳統的太學外,還創辦了一所旨在培養門閥世族子弟的國子學:鹹寧二年(公元276年)晉武帝下令立國子學,鹹寧四年(278年)確定了國子學的學官製度,置國子祭酒、博士各1人,助教l5人,以教國子學生。惠帝元康三年(公元293年)又明確規定官至五品以上子弟方能入學,而太學則成為六品以下子弟的求學之所。這是我國古代於太學之外專為門閥世族集團子弟另設國子學之始,也是門閥世族階層所享有的政治特權在學校教育製度上的反映,也是西晉教育製度的一個主要特點。國子學與太學的分立,直接影響著南北朝以後的學校教育製度的建設和發展。東晉剛建立,於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在都城建康設立了太學,這是東晉於江左立太學之始。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在尚書令謝石的請求下,選公卿2000名子弟為學生,增造廟屋155間,建國爭學予太廟之南。至此,國子學與太學並存的局麵首次出現於東晉學校係統之中。不過東晉學校博士人數比西晉少,學生人數也比西晉少,教學質量更下降,其原因主要由於戰亂,加之東晉統治者興辦學校並非通過學校來培育人才,而是想用以粉飾太平,因而學校管理鬆弛,學宮中缺乏名師,當權者不學無術,不重視學官的學術成就和教學工作。
2.南朝的學校
(1)宋、齊的學校
南朝宋文帝當政的元嘉時期(公元424—453年)進行了一係列政治與經濟的改革,官學教育也出現了_時的繁榮。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文帝征召名儒雷臻條至京師開儒學館於京郊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又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館,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館,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館。至此;“儒、玄、史、文”四個學館並列,各就其專業招收學生進行教學與研究。這就是說,這時候研究儒家經典的“儒學”,研究老莊學說的“玄學”,研究古今曆史的”史學”,研究詞章的“文學”四個學科並立,這是學製上的一大改革,也反映了當時思想文化領域的實際變化。雖然這些學校存在的時間並不長,但這種分科的教學製度。對於隋唐時代專科學校的發展是有直接影響的,也可以說這是後世分科大學的開端。
南朝齊太祖蕭道成年少時曾入雷次宗舉辦的儒學餾,當他稱帝後,於建元四年(公元482年)立國學,置學生150人,設有祭酒:博士、助教,仍沿宋製。齊武帝永明年間是南齊儒教與國學更為興盛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