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的宮邸學可以分為兩種：一是政府專為皇室及貴族子點，這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幼兒教育的學校。
以宮人為教育對象的宮廷學校是宮邸學的另一種類型。鄧太後入宮後曾從曹大家(醇，音姑)學習。曹大家即班昭(公元49一約l20年)，學識淵博，頗有才華，她不但懂經學，還通天文、數學，因她是曹世叔之妻，故稱呼她為曹大家。東漢和帝時命令皇後及諸貴人以她為師，鄧太後曾專門向她學習。這說明宮中早有廷師施教的事實。鄧太後臨政後，又令宦官、近臣於東觀(洛陽宮的殿名)，受讀經傳，學有所通，即用以教授宮內之人。於是左右侍從均朝夕習誦，學風大盛。使東觀這一校書場所同時具有宮廷學校的職能。
(3)地方官學
漢代繼承了秦代的郡縣製，但又保留了西周分封製的殘餘，封皇子以王位和土地，被分封給皇子的郡就稱為國。郡國是最大的地方行政單位，地方官學又稱之為郡國學校。
漢代郡國學創始於漢景帝時，蜀郡太守文翁(約公元前180一前l20年)到達成都之後，深感蜀地偏僻，文化落後，設“序”。規定“學”、與“校”設經師一人，“庠”與“序”設孝經師一人。
漢代地方官學的辦學目的主要是：培養本郡的屬吏，同時向朝廷推薦地方學校中突出的優秀人才；通過地方官學定期舉行的“鄉飲潭、“鄉射”等傳統的禮儀活動，向社會普遍推行道德教化。到東漢時，地方官學發展很快，因此班固在《兩都賦》中有“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的描繪，反映了漢代學校繁榮的景象。地方官學以儒學為教育內容，以推廣教化為主要任務，對地方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中華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4)私學
漢代私學十分發達，在組織形式上可分為兩種，一為書館，二為經館。書館又稱書舍，是童蒙學習的私學，教師稱為“書師”，學習內容主要是識字習字，後期則開始接觸儒學基礎內容。書館教育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進行識字教育，也傳的心理特點，且好教、易化、適用。《急就篇》流傳較廣，是自漢到唐的主要識字課本。所謂“急就”，有速成和急用備查的意思，必要時可作為字典使用。第二階段，繼續進行讀寫訓練，並開始進行儒家學說的基礎內容的教育。教材主要使用《孝經》、《論語》和《爾雅》。《爾雅》也是一本字書，對漢字的構造、組詞及名物術語進行解釋，亦可作字典用。學生從書館結業後，大部分在社會上謀事，從事農工商活動，少數人繼續深造，進入地方官學或中央太學，或進入高一級的私學——經館從事儒經的深入學習。
經館又稱精舍、精廬，是高一級的私學，實際上是一些著名學者聚徒講學之所，其程度相當於太學。經館在西漢時就已出現，東漢時更為興盛。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漢代的大小官吏都需要有些儒學知識，差不多都需要專門學習一經。當時民間諺語說：“遺子黃金滿簏(yin9，音營)，不如教子一經”。意思是說，與其給兒子留下滿箱的金銀財寶，不如教兒子學通一經。當時一些經師鴻儒，受業弟子已達百人以上。如師對學生十分關懷。有的教師每當得到賞賜時，就主動資助給貧寒弟子。有位經館教師名叫邊韶，曾白天睡覺，學生私下笑他：“懶讀書，但欲眠。”邊韶聽到以後，對答日：“但欲眠，思經事。”師生間可以互相開玩笑，可見氣氛之融洽。最感動人的是，老師含冤被判罪，有的學生上書訴冤以至請求代死的。如歐陽歙(sn，音社)下獄，他的學生禮震上書以求代死。虞詡(x詛，音許)下獄，他的學生一百多人舉著幡(fan，音帆)旗叩頭流血為他訴冤，後終於被赦，沉冤得以昭雪。這種尊師愛生的感情是真摯的，成為中國古代學校教育發展史上的佳談。
漢代私學之所以興盛，一方麵是因為受國家“以經術取士”的影響，另一方麵是因為私人講學思想束縛較少。官學太學博士多專一經，墨守章旬，少有撰述；而私人講學常兼授數經。許多學生往往跟隨多名私學大師學習，希望能打破學派藩籬，能成為貫通各經的“通人”。東漢時有的經師，不僅精通儒學經典，還兼及天文、曆法、算學、律學等知識的傳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