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701年（武則天長安元年，文武天皇大寶元年），新頒布的《大寶律今》更直接仿效了唐高宗時由長孫無忌主持編纂的《唐律疏儀》而成。《大寶律令》有律6卷，共分12篇，其中笞、杖、徒、流、死刑及“六議”、“八虐”，分別脫胎於唐律中的五刑、八議、十惡。《大寶律令》是日本史上趨於完備的一部成文法典。
718年（唐玄宗開元六年，元正天皇養老二年），在《大寶律令》進一步修訂的基礎上，日本又頒布了《養老律令》。從而在法律上肯定了“大化改新”的成果，確立了以天皇為中心的古代天皇製。“大化改新”以後，自天智天皇至豐臣秀吉的數百年間，日本始終沿用唐律。對此，日本學者桑原騭藏曾經這樣說過：“奈良至平安時期，吾國王朝時代之法律無論形式與精神上，皆依據唐律。”這裏所謂的“奈良至平安時期”，即710年至1192年，相當於我國唐玄宗至南宋孝宗前後的一個時期。
794年，桓武天皇遷都平安京，標誌著平安時代的開始。平安京的位置，相當於現代京都的中心部位。平安京的建設完全模仿了隋唐的長安城，連地址的選定也參照了中國的風水“四神相應”的說法。平安京東西長4.5公裏，南北長5.2公裏，是一座長方形的都城。它的中央是大內，中心以朱雀大街將都城分為左京（東側）和右京（西側）。朱雀大街的最北端是從任何方向都清楚可見的大極殿，充分宣揚了天皇的權威。9世紀後，平安京被奠定為“萬代宮”，皇室希圖久駐。
在製度建設的同時，日本吸收的儒家文化也逐漸成了貴族生活的主導。
聖德太子死後，蘇我氏獨攬大權並殺害了素孚眾望的山背大兄王（聖德太子之子）。此時，與蘇我氏對抗的中臣鐮足和中大兄皇子（後來的天智天皇）都努力學習大陸文化，聯係留唐歸國的人壯大自己的力量。“手把黃卷，自學周孔之教於南淵先生所。”他們係統地研究了儒家思想中關於王權和國家的理論，了解唐朝的律令製度和政治製度，準備以唐代的土地製度來製止蘇我氏等大豪族的侵吞土地惡弊。645年，改革派殺死蘇我入鹿，擁立輕皇子為天皇（孝德天皇），以中大兄皇子為皇太子的改革派掀起了“大化改新”。改革的第一個措施，就是仿效唐製，建立年號，稱“大化元年”。這是日本天皇繼位設立年號之始。
“大化改新”中，按照中國儒家思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模式，采用“公地公民”製，實施“班田收授法”，並建立國家和地方的政治製度。製定八省百官機構，將倭王變為全國的最高統治者，將其他貴族變成其治下的大臣百官。迎來天皇製的鼎盛時期。
從奈良朝至平安朝近兩百年間，唐代文學對日本的影響極深。上自天皇，下至皇族、達官，都競相學習唐代的文學、詩、賦、文章。天智天皇就吸收唐代的學校製度，設立學校教授漢學。到了天武天皇時期，學校規模擴大，出現了大學（朝廷在京城開辦）、國學（地方各國設立）以及私學等。教授明經、紀傳、明法、音書、算學等科目。最著名的私塾是曾經留學唐朝的僧人空海開辦的綜藝種智院，教授佛學、儒學、文學、唐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