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傳入，對日本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從出土文物來看，在438年左右就已經有漢字銘文的大刀存世了。6世紀初，倭王從百濟招聘了懂五經的博士段揚爾，3年後為博士漢高安茂代替。懂五經的博士到日本講授儒家經典，在政治、思想和道德風俗上都對日本產生了很大影響。比如儒家的君臣秩序觀念在《日本書紀》中記載，菟道稚郎子在應神天皇去世後被立為太子，但他認為自己的才德不如其兄大鷦鷯尊，而甘心讓位。大鷦鷯尊以弟弟已受父命為太子，禮讓而不受帝位。兄弟之間推讓致使帝位虛空三年，最後太子自殺，大鷦鷯尊方即帝位，即仁德帝。這個故事本有宣傳的意味，背後也有政治因素，大鷦鷯尊為長兄，有強大的外戚勢力支撐，太子則是庶出，盡管五經通達也難以勝出，其失敗的背後也有儒家的長幼、嫡庶之分存在。
日本早期的朝廷公文文書都采用漢語書寫，如604年聖德太子製定《十七條憲法》，就以漢字寫就。並將“以和為貴”、“篤敬三寶”等作為重要條目。奈良時期（710—784年）重要的文學代表作品《古事記》、《日本書紀》、《萬葉集》等都是漢字寫就的。日本人還借鑒漢字，在《萬葉集》中開始出現了表音的“萬葉假名”。通過幾代日本人的努力，將漢字的偏旁部首變成日本的“片假名”，將漢字的草書字體變成了“平假名”，從而在繼承漢字的基礎上，創造了新的表音符號——假名。而平假名也成了女性文化、物語文化和平安文化的代表象征，平安時期女性的詩歌、物語等文學作品大都是用平假名書寫的。
佛教自6世紀由朝鮮和中國傳入日本，首先就吸引了日本的貴族和知識階層。佛教繁富的儀式、優美的藝術以及深邃的傳教經典，都對神道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神道在參照佛教發展了其教義，為神道諸神序位，以天照大神為宗，確認皇族為其直係後裔。佛教的信仰問題在日本最初傳播就引起了信仰問題，導致蘇我氏和物部氏的對立。物部守屋當時是飛鳥時代的大連（有力豪族），作為軍事氏族的首領，對傳入的佛教堅持強烈的排斥立場。同時，聖德太子與蘇我氏的蘇我馬子一起，尊崇佛教，最終打倒了物部氏的勢力，在日本全麵推廣佛教。
早在奈良時代，日本就吸收模仿中國和印度的佛像畫。以後日本的佛教美術從模仿逐漸走向自己的風格，1053年落成的鳳凰堂的阿彌陀佛像的顏麵和背景就已經完全日本化了，宮廷的演藝和音樂也以大陸傳來的唐樂和高麗樂為基礎修改成宮廷的雅樂，使用至今。
成書於712年的《古事記》記錄了皇室起源。早在天武天皇時期就命稗田阿禮誦習天皇譜係《帝皇日繼》和《先代舊辭》，由太安萬侶記錄、編纂，最終而成《古事記》。《古事記》分三卷，上卷記載了高天原、神世七代、三貴子和其他神祇；中卷記錄了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到第15代應神天皇的家譜和事跡；下卷記錄了第16代天皇仁德天皇到第33代推古天皇的家譜和事跡。該書利用神話傳說來證明天皇世係的神聖權威，也是日本最早的曆史書籍。《古事記》中的許多故事與中國的上古故事相似或相同，對此有很多解釋。一種解釋認為，這些故事上古時代在整個亞洲大地上流傳，所以中日兩國皆有記載。還有解釋認為，日本人模仿了中國的皇權得自天授的故事，杜撰了日本天皇的來曆。另外一種解釋認為，是中國或朝鮮的早期移民或者僧侶帶去了這些故事。
日本在推古天皇以前，並不了解律法。640年（舒明天皇十二年，唐太宗貞觀十四年），日本的留學生高向玄理、學問僧南淵請安等留學大唐歸國，首次將唐高祖、太宗時製定的《武德律》、《武德令》、《貞觀律》、《貞觀令》、《貞觀格》、《貞觀式》等法律條文帶到日本。“大化改新”之前，中大兄與中臣鐮足還曾向南淵請安學周、孔之教。“大化改新”中所頒律令，與唐朝律令相同、相似的條文多達420餘條。其後天智天皇頒布的《邁江律令》，沿襲唐太宗《貞觀律令》。天武天皇頒布的《天武律令》，則以唐高祖《武德律令》、唐太宗《貞觀律令》、唐高宗《永徽律令》為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