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三年十二月，年羹堯被曆數九十二條罪狀，入獄處刑。雍正皇帝念及他功勳卓著，賜其獄中自裁。年羹堯之死在曆史上存在著許多爭議，有人說他天縱英才，雍正皇帝是因為怕他功高蓋主才設計害死他。但無論如何，年羹堯過於自滿、恃功而驕的行為也為他自己的悲劇埋下了伏筆。畢竟，在中國人的傳統中，為人臣子最重要的就是要低調，最成功的就是避免皇帝的猜忌，年羹堯的死即使有皇帝有意、群臣落井下石的成分在其中，也逃不過自己的不小心與不檢點吧！
第四節商鞅變法強國，後卻慘遭分屍
商鞅的變法帶出了一個強國！可惜在保護傘去世後，他的命運也變得淒慘，最終被五馬分屍。他究竟是怎樣的為人，竟然招來這麼多人記恨？變法的背後，到底隱藏了什麼難言之隱？
曆史不止一次嚴肅證明，改革成功的落腳點是人，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因素。而在這其中，最主要的，肯定是改革的總設計師和他背後的支持者。這也是商鞅變法在曆史上能夠勝出的一個重要原因，商鞅和秦孝公都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奇人和能人，兩人的合作就更算得上是如虎添翼了。因此，後世之人每提到商鞅變法，不僅會想到商君，還有他的伯樂秦孝公。
商鞅從小就喜好“刑名”之學，他骨子裏流的是法學的血液，他崇尚的是法製和強硬手腕。後世研究中普遍認為，商鞅信奉荀子“性惡論”，因為人的愚蠢和邪惡，所以必須要用重法來約束和治理。
商鞅在魏國宰相公叔痤家中做門客的時候，公叔痤對這個年輕人非常看得起，因為他獨特的個性和不同尋常的才華。後來公叔痤在臨死前，動了一個不太好的心眼，但對政治家來說也是合理的，他向魏惠王建議要麼重用商鞅為丞相，要麼殺死他。其實他知道魏惠王是不可能重用商鞅的，這樣一來更大的可能性是殺死他。魏惠王沒拿他的話當回事，他從骨子裏看不起這個從基層起來的年輕人，一沒身份，二沒社會地位，那年頭還是很重視這個的。後來，一次難得的機遇，秦孝公下令在國中尋求有能力的人才。商鞅在魏國正心裏憋得慌，上級看不起他，不重用他倒罷了，還隨時可能把他滅了。於是，商鞅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來到了秦國，比較順利地見到了秦孝公。這一見，曆史從此就發生了重大變化。倘若當初商鞅沒有見到秦孝公，那以後中國的曆史將會是怎樣的呢？秦孝公求變的心情很急迫，所以他對人才的渴求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候，而商鞅提出的“霸道”的君主之策，讓秦孝公眼前一亮，當即拍板，秦變之道的大任非你莫屬了！秦孝公屬於那種高效率的CEO，主意一定，他就已經著手去做了。不久，商鞅被升為大良造，開始變法。這個官不是很大，但是很特殊，也很高配。就相當於現在的一個縣委書記，跟市裏的官相比雖然小了點，可卻有市委常委的高配，如此一來，市裏的那些高官也得忌憚他三分。商鞅直接對秦孝公負責，這樣一來，即便有人想找他的碴兒，也得看秦孝公的臉色行事。
商鞅是幸運的，他趕上了中國曆史最動亂、最繁華的年月，無論他多麼怪異，總有那個欣賞他的獵頭，因為時代的包容性，才給了他一個前所未有的舞台！
曆史上的變法數不勝數，可最終成功、卓有成效的著實不多。客觀評價商鞅變法，無論帶給那個時代多少錯亂，給多少人帶來了麻煩，惹多少人看不順眼，但從曆史大局出發，商鞅變法完全順應了曆史發展的大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商鞅變法讓大秦崛起於西域，最終滅了東方六國，確實功不可沒！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中國三十年前推行的改革開放，也是從農村農業開始的，這是一個基調。商鞅變法開始後，對農業的重視程度前所未有，典型的就是重農抑商。老百姓開荒種田，政府大大地有賞，可是如果去經商，那他們麵臨的將會是苛捐雜稅。說商鞅重農抑商，不尊重市場規律，那可真是虧了商君。那年頭，不像現在這樣，農業是人們的基礎生產資料，國家的大部分稅收也是來自土地，大家都不誤農，跑去經商，誰來給國家上稅？再說那年頭，美其名曰商品經濟，可落後的生產力，商品經濟是很滯後的，買來賣去的東西實在太少，利益太薄，不如種地有保障。老百姓不管是到了哪裏，土地都是最親切的，沒有土地，老百姓的心裏是不會踏實的。況且，土地還能束縛農民，免得他們閑得惹事。如此一來，不得不說，商鞅這人還是很有智慧的。
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是統一度量衡。凡事都得有標準，這個標準應該把握在統治者手裏。不然，各個地方度量衡不統一，你半斤等於我八兩，地方割據勢力的力量越來越強大，中央的領導們卻得靠著給襪子打補丁過日子。度量衡一統一，強有力地消除了地方割據勢力的影響，增強了國家經濟實力，也為秦始皇後來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