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做的另一件錯事，就是將蘇軾貶謫。蘇軾原本是王安石改革強有力的支持者，且才華橫溢，富有思想。如果他能成為改革派的一員，那無疑是一員猛將。可就因為蘇軾對改革中一些不太妥當的措施提出了意見，王安石便一紙命令，毫不客氣地將他請出了朝廷，對蘇軾很多正確的意見，更是置之不理。
王安石在變法過程中重用的一部分人，如章惇、章衡、蔡確、呂惠卿等人，雖說不是泛泛之輩，卻也並無將帥之才。出於對王安石的忌憚，他們機械性地執行王安石的命令，並利用手中的職權為自己大謀私利，為爭奪利益明爭暗鬥，搞得變法派內部四分五裂，最終解散。
在變法過程中，王安石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實行，聽不進別人正確的意見。但是尤為致命的是，他與最高統治者宋神宗多次發生分歧，以至於在改革後期越來越得不到皇帝的支持。王安石從心底裏看不起這個軟弱無能的皇帝，可是他沒有弄明白的是，人家畢竟含著金湯勺長大，手中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你沒事跟人家鬧什麼別扭啊。他的變法派內部更是矛盾重重，積重難返，最終四分五裂。而他本人二次罷相後，閑居江寧府，見保守派將自己的新法廢除，大呼大宋王朝氣數已盡之類的話，不久抑鬱而亡。
平心而論，王安石變法遭到失敗，也不能完全推到保守派的反對上，他的一些政策和做法確實值得商榷。
司馬光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麵否定，更是在王安石二次罷相後，將他的變法內容一一取締。理學大家朱熹更是多次在公開場合批評王安石，話說得都很難聽，倒是對王安石個人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南宋到晚清，針對王安石變法的評論多如牛毛。元明清時的官方定論，普遍認為王安石變法亂了祖宗法度，禍國殃民。畢竟你改的是人家祖宗定下來的規矩，成功了，那是皇帝的功勞，英明神武，勇於創新。倘若失敗了，總得需要人來背黑鍋吧。這種觀點不僅為史學家認同，也為社會普遍所接受，一直持續了幾百年。史學家為了混口飯吃，也不敢跟官方對著幹。民間的普通老百姓，也沒什麼渠道能得到權威數據或是消息，又沒受過高等教育，也就不太會思考這些高深的問題。保守黨人認為王安石變法亂了祖宗定下的法度，促成的黨派之爭加速了北宋的滅亡。好大一頂帽子，將北宋滅亡的屎盆子直接扣在了王安石的頭上。後來南宋的皇帝們為了替自己的祖宗脫罪，也把北宋滅亡的禍種直接歸於王安石，不是祖宗無能，而是王安石變法惹的禍。這種出於政治目的的不良用心，本來是沒多大意義的，但是對後世的影響卻是巨大的，以至於南宋以來王安石變法是被全麵否定的。倒是有一些著名的大學者對王安石變法給予了相當高的肯定，如南宋的陸九淵，元朝的吳澄、虞集，明朝的陳汝錡、章袞，清朝後期的龔自珍、陸心源等人。王夫之甚至認為說王安石變法禍國殃民之人都是別有用心。王安石的思想對這些人影響深遠。
20世紀後的，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為王安石翻案。梁啟超用社會主義學說類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稱之為社會主義學說的先行者，胡適也非常讚同這種觀點。20世紀前期的主流觀點基本肯定了王安石及其變法，之後一段時間，對王安石的評價更多地是被套上政治色彩的枷鎖，為某些集團和階級利用，成為進攻對手的武器，如四人幫，基本沒有多少研究價值。改革開放後，對王安石變法的再評價熱烈展開，相對客觀。一方麵充分肯定王安石變法，認為它是封建統治者的一次改革自救運動，具有時代進步意義。變法期間財政狀況好轉，基本上達到了富國的目的。另一方麵，也沒有避諱，他們認為新法在實施過程當中增加了老百姓的負擔，對商業活動造成了一定的破壞。
當國人還在探討王安石變法到底是對是錯的時候，王安石先生已經在國外擁有了相當數量的粉絲，成為了貨真價實的政治明星。王安石變法和美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新政被稱為是影響人類進步的重大改革。列寧稱讚王安石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可見其評價之高。美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農業部長華萊士，在經濟大蕭條中所采取的一些農業政策也是借鑒王安石變法的措施，他本人對王安石更是推崇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