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的起點緣於問題的發現與提出。
靈根的自植係於問題的探索與展開。
在我的學術理念中，問題意識比一般地、平麵化地閱讀與欣賞更為重要。
筆者以為，推進海外華文文學的發展創新，應當凸顯問題意識，以問題為中心推動學術進步。問題不是意識的外化和主觀的認定。問題根源於現實的矛盾。判斷一種文學現象、一個文學時代，不能完全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實際生活的矛盾衝突中去解釋。隻要按照事物本來麵目及其產生的根源來理解事物，任何深奧的哲學問題都會被簡明地歸結為某種經驗事實。因此，離開了產生問題的實踐基礎，“問題”往往是虛假的空洞的概念。
人類始終隻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隻要仔細考察就不難發現，任務本身，隻有在解決它的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處於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現實的要求和矛盾強烈地表現在人類麵對的問題之中。世界華文文學有著共同的命運：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因此，真正的評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問題。
縱觀學術思想史，每一次大的學術創新與發展，都是建立在對實際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合理解決的基礎之上的。18世紀中國的思想家袁枚曾經說過：“學問之道，當識其大者。”所謂“大者”，講的就是人與自然相互關係的規律，社會與人生變遷、發展的內在邏輯和規律。對於文學研究工作者來說，深入思考人生與藝術中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從來都是認識規律性現象的基本途徑。
麵對當今的華文文學，我們分析問題自然離不開“全球化”和“中華性”的語境。這樣，我們需要一種綜合性的方式來理解我們自身和我們所鍾情的文學世界。可以說，當代學術前沿的問題都帶有跨學科的綜合性特點，單憑一個學科的資源已無法索解這些問題的答案。學術發展的跡象表明，全球化和信息科技相互關聯地跨域性發展趨勢，使得任何一門獨立的學科都失去了單獨解決文明衝突和生存困境的意義和價值。在這樣的背景下，人文科學研究無疑要在對象、方法、成果評價等方麵作出回應。這直接推動了以問題為中心的跨學科研究，同時，各個學科也在合作過程中積極借鑒其他學科的分析工具，不再僅僅滿足於利用本學科的傳統研究方法。通過“問題”實現對學科的綜合，並通過這種綜合，體現出各個學科自身的優勢，這應該上升為人文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法。如果囿於學科自身所設定的範圍而不融入整個問題語境和曆史文化背景，將是製約學科發展的一個障礙。
從綜合的角度看，“全球目光，華文視野，問題意識，打通斷裂”——可能正是我們研究中華文化母題與海外華文文學關聯的邏輯起點和辯證歸宿。
“全球目光”。世界這麼大，又這麼小。尤其在我們生活的世紀，點擊一下，全球就在指下、眼前。聲色繁榮，商品琳琅，人心恍惚。卡夫卡似乎就在我們辦公室，等待戈多如同等候公交車到來，吳爾芙“自己的房間”已遠不敵房地產開發商的樓盤，寶黛無須在大觀園的小天地裏卿卿我我，文學這個灰姑娘的生命變得不能承受之輕。不過，正如天下人都需要安神之言、鎮心之語一樣，文學作為安神鎮心的一劑藥液，還在守護著、安慰著、溫暖著我們。也正因為文學不僅是一國、一族、一地區的問題，故而華文文學的書寫者要寫的故事，不必囿於華人的經驗，還應是一個世界人的問題，用中華文化母題及其變奏，表述全人類共通的東西，在自己尋求到的地球一角去敘說人類集體靈魂中的苦痛與憧憬。在今天，地球上還存在諸如能源危機、貧富差距、醫療保障、生態環境、跨國犯罪等等種種負麵現象，我們的華文文學該作出怎樣的應對與回答？
“華文視野”。海外華文作家把華語華文作為創作的一個共同坐標，並且在不同地區、不同文化場域中發生對話的語境中，在文字的世界裏建立自己的王國。華語語係世界曾經發生過文學語言上的大爆炸，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後後”結構主義的種種實驗差不多發揮到了極限，時至今日，剩下的可能就是文字上的衰竭、疲軟和迷惘。如果我們重新回到“華文”的視點，那麼，用中文講故事和用其他語言講故事顯然不會相同。任何“翻譯”都有“不信”、“不雅”、“不達”的可能。對於華文作家來說，把別人的語言拿來敘事，當然不是不可以，但難以達到從心靈深處流出來的效果。華文是華文作家滋養品中主要的維他命。用中文寫作，書寫對人生的體悟，對生命的感覺，對記憶的激活，簡潔，洗練，優雅，從容，可以寫出一個完全的、深刻的、華人心目中的時間。強調“華文視野”，正是用華人的心態看世界，用華人的語言表述世界。誠然，文學發展到今天，已不存在“純粹中文”的問題，不存在方言、雜語“汙染”了普通話的問題。華文本身可以而且應當更開放一些，吸納那些新鮮的、甚至被視為“糙雜”的卻是活在唇舌上的語言。但從“華文視野”看，正如現居美國的小說家王清心所說，一個好的華文作家要做到一個句子裏一個字都不能再動，“好句子看起來像水，品了像酒，陳年老酒。深刻的句子，簡單，又合情理，如‘林妹妹我好像在那裏見過你’”。①①王清心：《小說·詩人·句子》，《上海文學》2006年9月號。重新確認“水”與“酒”的關係，意味著中華傳統文論在新一代華文作家心底的植根。
“問題意識”。華文創作與研究，從來不寄希望於、也不可能解決社會和人生的問題，它的可貴之處在於是否能提出問題。2006年4月，在哈佛大學東亞係，舉辦了一個題為“文學行旅與世界想象”的工作坊，提出了四個討論的議題：A.“旅行”的中國性——這個旅行是廣義的旅行，涉及到中國經驗和中國想象如何在地域、族裔、社會文化等各種層麵移動轉化，以及中文文學如何再現這些經驗和想象的問題。B.離散和遷移——探討隨著華裔子民在海外遷移，中文的文字如何體現語言和文化上的“跨越”問題。C.翻譯和文化生產——這裏的翻譯是廣義上的意義，指從文學到電影、戲劇、各種物質文化形式的轉移，如何反映和再現中國與世界的對話經驗。D.世界想象——中文文學如何在多元、跨國的域外經驗中想象中國與世界。這些議題都帶有前沿性，具體而不空洞，很值得集思廣益地加以探討。但倘若深究之，仍然會同我們前述的中國文化母題的衍化、變奏相對接，在這裏，中國文學的經驗與想象、典律與轉化、語言與跨界，都為文化母題尋找新的生長點，提供多種可能性。
“打通斷裂”。在華語文學世界裏，容易發生的是曆史的斷裂、地域的切割和文學的割斷。曆史的斷裂往往造成文化集體遺忘，地域的切割往往形成老死不相往來，文學的割斷往往使從業者自閉。這樣，“打通斷裂”需要在三個層麵上展開：一是把“故園想象”放置到海外華人對母國的精神牽係、回躍的靈台，體現中華人文思想中特有的“感時憂國”的傳統母題，顯示曆史、文化的永續性；二是在文學創作中體現東西方文化的互動、交融，既對西方人傳達中華人文的思想，也向東方人傳達西方人文精神——自然，這些思想和精神應是精萃的部分；三是讓文學自身不再是封閉的係統，而是向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民俗學、自然科學等等開放，汲“他”潤“己”，打破“傳統”和“統一”的敘事與抒情模式，打破標簽式的寫作。隻要寫得好，不必過分計較用了什麼格式、格調，或許今天是“越位”的東西，明天是屬於有意義的作品。
問題意識與綜合思維，可以使我們獲得更開闊的藝術視野，也可以使我們更深入地思考華文文學如何有效地承載曆史——文化中本土與域外的書寫。
然而，問題的核心仍然是靈根如何自植。
“靈根自植”，首先需要我們對海外華文文學建立一種主體性的自信。許多華文作家有這樣的自我比喻：“我”好比一棵樹，根在中國大陸，枝葉在海外。漂流也好，離散也好，放逐也好，誰不傾情於“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誰不會心於“秋水共長天一色”？誰能忘懷那一條粗獷陽剛、堪稱儒家搖籃的“黃河”，那一條天際流芳、作為道家濫觴的“長江”——“黃河與長江”的地理與文化性格又孕育、滋養、生長出多少文化母題？旅法的畫家、作家程抱一在其長篇小說《天一言》的序言中寫道：“‘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愁，莫如我哀！’就這樣槁木式地歎息了麼？就這樣死灰式地吞聲了麼？不盡然吧。從千萬數不清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群間，漫起了形象，脆弱然而執著的形象，平凡卻又獨特的形象。他們有血有肉地活過，刻骨銘心地活過。……麵對生命與創造之大奧，他們盡管卑微，也不懈地發掘過、探求過、質問過；盡管無聲，也在苦戀之盡端，拯救了人性，拯救了尊嚴。”①①［法］程抱一《天一言》，楊年熙譯，山東友誼出版社2004年2月版。無論因空間的劃分遷移和對話的場域變動而產生向心力或離心力，但不變的，仍是在文學範圍內展開對中華民族普遍經驗和個體經驗、想象經驗的虛構或實寫的文本，讓有感情、有尊嚴、有文化涵養的中華民族子民，能在作品中找到可以認同的人物語言、故事與情感，在多重對話中傾聽到母性與個性兼具的聲音。
在海外華文文學創作與研究的版圖越益擴張的今天，強調“靈根自植”，依然存在著藝術的評判標準問題。海外華文文學的評判標準，既然屬於華語語係，就不應當僅僅由英美、由西方來製定。單一的英美價值標準，使得“國際”“全球”僅僅成為虛幻的、霸權的概念。我們不無遺憾地看到，有的作家的行文受“犬儒主義”“消費主義”的知覺引導，用下意識的“東方主義”去做淺薄的“全球主義”白日夢，甚至以“美國人想要什麼就寫什麼”作為另一番生存之道。從中可以看出在某些人那裏“海外華文文學藝術”背後的潛台詞。海外華文文學應當是對當代生活的折射，是華人關注當下生活的結果，是華人自己的關照方式，它的價值觀、審美觀、人生觀都應當是有別於純西方的，是東方思維與表達方式的當代呈現。在這一基礎上，借鑒吸收西方先進文化，交流與互通，才能產生真正意義上的當代藝術。當今中華民族重新崛起的形象，不能再以嚴重錯位的“侏儒式的文化形象”，特別是某些人自己製造的個人化或妖魔化的藝術形象，來扭曲當今中華民族在世界中的文化形象。這並非意識形態化的僵化教條，而是一種客觀事實。這就需要文學家從藝術情感與個性出發，表達海外華人的精神訴求、民族身份的訴求，創造出更多海外華人世界的光鮮的藝術形象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