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存漢室，原無分先主後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
楹聯寫得很巧妙，顧嘉衡度過了難關，並且聯文不脛而走，還為顧嘉衡掙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名聲。不過襄陽南陽之爭卻並沒有因為有了這幅楹聯而平息。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眼界也在不斷擴大，過去那種狹隘的鄉土觀念已經日漸淡化，鄉學究式的執著在新的一代人身上逐漸消退了，這場曠日持久的襄陽南陽之爭逐漸降溫。建國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很少有人再提起這個話頭，爭論似乎已經平息了。
不料，就在商品經濟大潮席卷中國大地的時代，正當學術普遍受到冷遇、曆史學幾乎被人遺忘之際，襄陽南陽之爭卻再度爆發，並且急劇升溫。與此同時，其他一些地方也在為爭奪古代名人而打官司，為了袁崇煥、孫臏、扁鵲、西施等古人的籍貫或故裏之類的問題爭得麵紅耳赤。而對這類爭論表現得最為熱心的，竟是那些平時對史學研究無暇顧及或者不屑一顧的地方領導幹部們。
這究竟是怎麼了，莫非是史學的春天來臨了？
其實，真正的原因，無非是人們發現了古代名人有帶來可觀經濟效益的妙用。在商品經濟時代，“知名度”是個絕妙的好東西，它具有特殊的商業價值，這已成為人們的共識。而在眾多的古代名人中，諸葛亮的知名度可以說無與倫比，因此正宗的“躬耕地”地位，對於發展旅遊產業、帶動地方經濟的騰飛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於是新一輪的襄陽南陽之爭也就格外激烈、格外引人注目。
如果說以往的襄陽南陽之爭是為爭名的話，那麼現在則主要是在爭利了。
這場新的襄陽南陽之爭是由於郵電部發行《三國演義》係列郵票引起的。1989年10月，河南南陽市的兩位學者在《集郵》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三顧茅廬”不發生在襄陽隆中》的文章，從而拉開了論戰的帷幕。
“襄陽說”的地位受到挑戰，襄陽方麵立即組織文章進行反擊。
爭論引起了史學界的關注和興趣，認為曆史問題在現實中遇到了麻煩，史學界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加以澄清。各地學者紛紛雲集武漢、鄭州、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就“躬耕地”的歸屬權問題展開辯論。
學者們也分為“襄陽說”和“南陽說”兩個陣營。此外，在“南陽說”的陣營中還分化出了“南陽新野說”和“諸葛亮‘寓居襄陽、躬耕受三顧於南陽說”兩個支係。
“南陽說”方麵，除了諸葛亮的那句“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的傳統證據之外，還提出了一些新的證據，指出漢代的南郡和南陽郡以漢水為界，漢水以南為南郡，漢水以北為南陽郡。南陽郡在漢水以北，而隆中在漢水以南，不屬於南陽郡管轄，因此諸葛亮“躬耕於南陽”自然就與隆中無關了。並且指出，我國權威的曆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於1975年主編的《中國曆史地圖集》東漢荊州刺史部中，今隆中一帶明顯地劃在南郡轄區之內，而不是在南陽郡的轄區之內。
然而，具有權威地位的譚其驤先生卻站在“襄陽說”一邊。譚先生指出，曆史上的行政區劃，不能簡單地完全以自然山水為界來劃分。南陽郡和南郡，這一段基本上以漢水為界，但也有犬牙交錯的地方。隆中在沔（漢）水以南，但它卻歸南陽郡管轄。曆代行政區劃基本上按自然山水為界而又有例外的情況是很多的。譚先生還聲明，參加編繪《中國曆史地圖集》的人很多，圖集的東漢部分對此畫得不太清楚，是有差錯的，以後再版時要修改。譚先生表示希望諸葛亮躬耕地的問題不要再爭論下去了。
“襄陽說”方麵還從當時曆史狀況出發對“南陽說”進行駁斥，指出諸葛亮少年時代隨叔父往依荊州牧劉表。劉表鎮守襄陽，依理他們叔侄隻能在襄陽，而不是遠在數百裏外的南陽，並且諸葛亮所結交的朋友都是襄陽人。當時的南陽兵荒馬亂，諸葛亮也不可能在那裏去隱居躬耕。
爭論似乎已經有了結論。然而“南陽說”方麵表示，曆史地理研究決不會因為某一權威所下的結論性意見而成為權威性結論。
看來，襄陽南陽之爭還沒有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