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對》千古留芳，史有明載，可見隆中為諸葛茅廬所在。而《出師表》中“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言之鑿鑿，於是諸葛茅廬所在地就有了襄陽南陽之爭。這場筆墨官司延續多年，至今塵埃尚未落定。
諸葛亮躬耕隴畝，天下大勢卻早已成竹在胸，未出茅廬之前，就向劉備提出了鼎足三分的戰略構想。後來曆史的發展果然如此，東漢末年群雄並起紛爭割據的混戰最終演變成了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麵。
這不僅是小說《三國演義》中的情節，也是史書《三國誌》記載的史實。諸葛亮與劉備在草廬之中的一席談話，奠定了劉備集團後來的基本戰略思想，諸葛亮與劉備也從此結下了深厚的君臣情義。
三顧茅廬成為千古佳話。因此，諸葛亮的躬耕地自然就成為古往今來人們關注和向往的地方。對於把諸葛亮視為智慧與道德的化身的中國人來說，諸葛亮的躬耕地是一塊淨土、一方聖地，“臥龍”在這裏修煉，從這裏騰飛，這裏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諸葛亮的遺跡，可以讓人引起無限的遐想和深沉的思古幽情。
那麼，諸葛亮的躬耕地在哪裏呢？
諸葛亮與劉備在草廬之中的一席談話，史稱《隆中對》，顧名思義，諸葛亮的躬耕地是在今湖北襄陽隆中。至於諸葛亮的躬耕地在襄陽的證據，見於東晉史學家習鑿齒所著的《漢晉春秋》一書。習鑿齒在書中記載，諸葛亮的故宅在南陽郡鄧縣之隆中，在襄陽城西二十裏。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在《水經注》中講得更加具體。《水經注·沔水注》：“沔水又東經隆中，曆孔明舊宅北。亮語劉禪雲：‘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谘臣以當世之事’，即此宅也。”然而，由於諸葛亮在建興三年（225）上奏後主的《出師表》中提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於是，關於諸葛亮的躬耕地，除了湖北襄陽之外，又增加了河南南陽臥龍崗一說。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諸葛亮說自己“躬耕於南陽”，這個“南陽”，並不是指漢代南陽郡郡治所在地宛城即今天的河南南陽市，而是指南陽郡所管轄的鄧縣境內的一塊地方，這就是今天湖北襄陽城西的隆中。
這本來不成問題，但卻偏偏成了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
爭論從唐宋以來就開始了。
不過嚴格地講，最初還說不上是爭論。唐宋時期不少文人或以襄陽隆中，或以南陽臥龍崗作為躬耕地，寫下了不少憑吊諸葛亮的詩文。對於這些高人雅士來說，究竟哪裏才是諸葛亮的躬耕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發思古之幽情。正如蘇東坡將黃崗赤壁誤認為赤壁之戰遺址，卻並不影響他寫下《念奴嬌·赤壁懷古》和《赤壁賦》這樣的千古名篇。文人意在借景抒懷，托物言誌，盡管對躬耕地的見解見仁見智，卻基本上沒有形成正麵交鋒。並且，最初的襄陽南陽之爭也不帶有功利性質。
元代以來，襄陽南陽之爭漸趨激烈。
從明代開始，南陽府誌、南陽縣誌都毫不含糊地將南陽臥龍崗作為諸葛亮的躬耕地；襄陽方麵也毫不讓步，堅持襄陽才是諸葛亮的躬耕地。襄陽和南陽互不相讓，均以正宗的“躬耕地”自居。兩地的武侯祠都是殿堂巍峨，香煙繚繞，都有“躬耕田”、“三顧堂”之類的紀念地。
中國自古有攀名人為祖宗、拉名人為同鄉的風氣。姓孔的奉孔子為祖先，姓孟的以孟子的後裔自居，鮮有例外。
至於南宋以後秦嶽兩姓互不通婚，姓秦的秀才在嶽飛墓前寫下“我到墳前愧姓秦”，則是這種攀名人為祖宗心理的下意識表現。
攀名人為祖宗即使有牽強附會之嫌，也不容易引起爭論，因為這畢竟是一族一姓內部的事情，外姓是無法參與競爭的。
拉名人為同鄉的情況就不同了。一位名人可以被說成是甲地的人，也可以被說成是乙地的人，就有了爭議的可能，何況這種事情關係到地方上的榮耀，人們對此也就格外熱心，爭議也就在所難免。至於爭議的激烈程度，則往往又要視名人的名氣的大小而定。如果隻是一位小有名氣的名人，那就不必動肝火，和風細雨地說說而已；如果爭的是一位大名人，那就非要爭個你輸我贏不可了。
“諸葛大名垂宇宙”。在中國古代名人中，很少有誰的名氣能夠與諸葛亮的名氣相比。中國的老百姓，即使有人可能不知道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為何許人，卻幾乎沒有人不知道諸葛亮的大名。諸葛亮的躬耕地要是被確認在本地，那是何等的榮耀，何等的風光！於是襄陽和南陽之間關於諸葛亮的躬耕地“歸屬權”的爭奪漸漸有了火藥味。
清代一位名叫顧嘉衡的襄陽人，恰好被派往南陽為官，這下可遇到大難題了：一方麵，自己是襄陽人，站在襄陽一邊那是自不待說的；另方麵，自己又是南陽的父母官，理所當然地應該替南陽說話。顧嘉衡發現自己處於一種極為矛盾的地位，對襄陽南陽之爭不表態又不行，但到底該如何表態呢？經過一番冥思苦想之後，他為南陽武侯祠撰寫了一幅對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