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70年，社會發生巨變，風雲激蕩，波瀾壯闊，是一部劍與火、血和淚、苦難與抗爭、屈辱與奮進的交響曲。麵對外來侵略，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先進分子，都在為維護國家主權，求得民族獨立、社會進步和國家富強而不斷奮起抗爭。他們勇於探索，奮鬥不息，推動了晚清社會的發展，使中國在舊社會的母體中孕育了新的生機和希望。
晚清文化的一大特點，就是西學東漸。概而言之，西學東漸大體上先是物質層麵的接觸，表現為實用科學技術傳入；進而發展到製度層麵的借鑒，表現為社會政治學說的傳播。逐漸上升至精神層麵的交往，表現為各種學術、思想的傳播。西學東漸的最重要途徑為翻譯書刊，出國留學。
□翻譯書刊
晚清時期，掀起了繼漢唐佛經翻譯和明末清初科技翻譯之後的第三次翻譯高潮。
走在翻譯工作最前麵的是傳教士。來華較早的傳教士如馬禮遜、裨治文、米憐、郭士立等人，在華辦書院、編刊物、印小冊子、著書、譯經，以傳播神學教義為主。著名的傳教士傅蘭雅、韋廉臣、林樂知、李提摩太等人，編譯了《格致彙編》、《萬國公報》、《益智新錄》、《西國近事彙編》、《益智錄》等，風行一時。特別是傳教士舉辦的廣學會，翻譯出版了500多種書籍。
洋務運動時期，中國人開始大規模地翻譯西方書籍。如京師同文館成立後，英文教習丁韙良譯出《萬國律例》，法人教習畢利於編寫了《法國律例》、《化學指南》、《化學闡源》，汪鳳藻譯《新加坡律例》、《英文舉隅》、《富國策》，俄文館學生譯《俄國史略》，共編譯20多種關於西學的書籍。上海製造總局成立後專門設立翻譯館，翻譯西方科技書籍。據梁啟超記述，幾年之中，翻譯出版了數百種西書。洋務派的譯書機構，還有廣學會、墨海書館、益智書會、美華書館、福州船政學堂、天津水師學堂、天津機器局、金陵製造局等。
維新變法時期，維新派倡導學習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視譯書為強國第一策。如康有為曾說：“自強必須譯書，而譯泰西之書，又必須取捷徑於日本，費少而力省，事半而功倍。”自光緒二十年到二十六年（1894～1900），翻譯之風大盛。維新派創辦了《時務報》、《國聞報》等報刊，宣傳維新變法，譯介外國報刊的新聞和重要文章，譯印西書。此外還有南洋公學譯書院、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務農工會、大同譯書局、譯書公會等，也都翻譯出版了大量的西學書籍。維新變法失敗後，康、梁流亡日本，更加重視翻譯工作。特別是梁啟超，認真總結此前國人譯介西書重兵學、藝學，而忽視政治等學的缺陷，身體力行，通過日譯本大力譯介19世紀的西方思想政治學說。有人曾對光緒三十年（1904）《東方雜誌》廣告欄中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的105種書籍作統計，其中翻譯作品67種，譯自日文的就占40種。一位日本學者稱20世紀初的中國出版界進入“翻譯時代”，其中日文漢譯占了重要的地位。
私人譯書影響最大者當首推嚴複。從光緒二十年（1894）開始，他先後翻譯了11部外國著作，約170萬字，比較係統地介紹了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其中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穆勒的《群己權界論》、《名學》，孟德斯鳩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學淺說》，甄克思的《社會通詮》，最為有名，被人們稱為嚴譯八大名著。借這些西學著作，嚴複著重闡述了三個方麵的內容：一是“西學救國”思想，並主張實實在在地從教育革新入手；二是主張自由發展民族工商業，反對清政府的插手、幹涉，甚至阻撓破壞；三是提倡民權，抨擊專製。嚴複工桐城派古文，其譯文有信、達、雅之稱。對於嚴複譯書的功績，梁啟超曾說：“西洋留學生與本國思想界發生影響者，複其首也。”蔡元培也說：“五十年來介紹西洋哲學的，要推侯官嚴複為第一。”嚴複以其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方麵的功績，被時人尊稱為“西學第一人”，亦被後人推為近代啟蒙思想家。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在辛亥革命前夕，大量譯介西方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史和資本主義學說，如馬君武譯《彌勒約翰自由原理》、《斯賓塞社會學原理》，小顰女士譯《譯文四種》：《美利堅獨立檄文》、《法蘭西人權宣言》、《瑪誌尼少年意大利章程》、《噶蘇士戒國人書》。《民報》曾譯載《佛蘭西革命歌》、法國1789年《人權宣言》等。資產階級革命派通過這些作品，大力宣傳革命和民族民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