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在清廷內部，以大學士倭仁、徐桐、李鴻藻等人為代表的一批官僚，墨守陳規，固步自封，仇視、拒絕和排斥新思想、新事物。他們或以理學權威自命，或以“帝師”為尊，或以“清流”相標榜，具有相當強大的思想政治勢力和深遠的社會基礎，形成了晚清政壇中的頑固派陣營，對晚清政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對外國侵略的問題上，頑固派閉塞無知、盲目自大，視西方國家的“長技”和機器為“奇技淫巧”。因而在洋務運動中，頑固派對於洋務派提倡的學習西方語言文字、引進近代的科學技術、采用機器生產、訓練新式軍隊等措施，都認為是違背祖製，“用夷變夏”，深惡痛絕，百般抵製。但是由於洋務派在中央有奕，在地方上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實力派人物，慈禧太後初掌政權，應對內憂外患，不能不倚重他們。但慈禧太後為了大權獨攬，施展其權力平衡的手腕，一手扶植那些反對奕和洋務派的頑固勢力，用以牽製奕和洋務派；一手又重用和支持洋務派，同意他們推行“自強新政”。所以在頑固派的阻撓破壞下，洋務事業舉步維艱。
光緒帝即位以後，軍機處逐漸形成“南北”兩派，南派首領為沈桂芬，與奕、文祥關係密切，屬於洋務派；北派首領為李鴻藻，與倭仁等人氣味相投，屬於頑固派。由於洋務派在軍機處占了多數，李鴻藻便籠絡了一批禦史和翰林，以議論朝政、抨擊權貴相標榜，號稱“清流”。慈禧太後施展權力平衡之術，趁機利用清流派論牽製洋務派。文祥和沈桂芬去世後，李鴻藻借機排擠和打擊洋務派官僚。被奕、李鴻章推許為“第一流”洋務人才的郭嵩燾，曾於光緒二年（1876）出使英國，沿途曆經新加坡、波斯（今伊朗）、土耳其、埃及等18國。郭嵩燾記載了沿途所聞所見，寫成《使西紀程》，中間多有稱頌西方物質文明之語。郭嵩燾歸國後即遭到清流派的肆意詆毀，最後被迫卸職回籍，他撰寫的《使西紀程》也被毀版。不過這時洋務事業已逐步推行，勢難遏止，洋務派的勢力也依然相當強大。因為慈禧太後雖然刻意防範甚至抑製洋務派，但又不能不依靠洋務派的某些首領人物。而且“清流派”中人物並不都反對洋務，即使反對者也不是固定不變，如其主要代表人物張之洞，後來就成為著名的洋務派首領之一。
維新變法期間，頑固派集結在慈禧太後周圍，形成“後黨”中的重要勢力，全力反對並撲滅了變法。他們攻擊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是“名教罪人”、“士林敗類”，認為維新變法思想是“異端邪說”，叫囂“天下之禍，不在夷狄，而在奸黨（指維新派）”。要求嚴懲康有為，撲滅維新派。為抵製維新變法，湖廣總督張之洞撰寫《勸學篇》，全書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宗旨，主張維護綱常名教，可以學習西方近代生產技術和堅船利炮，但是對民權、自由、平等等觀念，則力加排斥。由於書中采取了調和中西、折衷新舊的態度，又帶有較多的“學術”色彩，因而引起許多人的讚賞，連光緒帝也認為“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並諭令各省督撫、學政，“廣為刊布，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危言”。《勸學篇》遂以“挾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脛而遍於海內”，並被先後譯成英文、法文出版，使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對中國封建勢力的支持，遠遠超過了對維新派的注意。
針對維新派要求變法的主張，頑固勢力堅持“祖宗之法不能變”，否則就是違背天理，禍亂國家。頑固派認為封建君主專製製度，是最完善最美好的政治製度，萬萬不可更改，攻擊維新派興辦學校的主張是“名為培才，實則喪才”，“且貽人心風俗無窮之憂”，認為尊孔讀經、八股取士的教育製度不可改變。維新變法逐步推行，更是威脅侵犯了其權益，所以他們推動慈禧太後，撲滅了變法。
“義和拳”興起以後，清廷許多官員主張鎮壓，但是以端郡王載漪、吏部尚書剛毅為首的頑固派王公大臣們以為其“扶清滅洋”之心可用，屢加招撫，將其由“拳”改封為“團”。光緒二十六年（1900）春夏之交，義和團在北方猛然膨脹到數以百萬計，招致八國聯軍武裝幹涉。在此聲勢下，頑固派居然真相信“神拳”能禦八國聯軍的洋槍洋炮，便想用其驅逐洋人。為了推動慈禧太後與洋人開戰，他們偽造了一份列強要她歸政於光緒帝的照會，結果慈禧太後大怒，遂發布“宣戰上諭”。
宣戰後，京、津地區的義和團與清軍一起同八國聯軍展開了激烈的鏖戰。在他們的鼓舞下，山東、山西、河南、內蒙古等地的反帝鬥爭日趨高漲，發展迅猛。無奈大刀長矛終敵不過洋槍洋炮，更重要的是清政府統治集團一貫堅持“對內鎮壓、對外妥協”的方針，宣戰4天後就改撫為剿、改戰為和，使這次反帝運動最終以失敗告終。義和團遭到了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絞殺，頑固派親貴官僚也被列強視為禍首而遭到了嚴懲。從此，頑固派在清廷的勢力便一蹶不振了。
風雲激蕩的大變革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