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以來，隨著西方列強加緊對華侵略，中華民族的危機日益嚴重，清政府的統治也岌岌可危。在此形勢下，中國人民的反侵略鬥爭、農民階級的反封建鬥爭此起彼伏，有效遏製了西方侵略者的野心。統治階級內部發起的改良運動與各階層民眾的革命鬥爭交織在一起，共同推動著晚清社會的進步發展。
晚清民族危機、社會危機日益加重，為了應對危局，維持統治，清政府進行了改革，短短70年間，全國規模的新政或變法就進行了3次：19世紀60～90年代的洋務運動、19世紀末的戊戌變法、20世紀初的清末新政，一浪接一浪，一浪高過一浪，環環相扣，層級遞進。盡管清王朝最終退出了曆史舞台，但3次新政的成果，卻奠定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基礎。
□洋務運動
太平天國時期，清王朝麵臨內憂外患，一些開明官僚意識到，要維係清朝統治，必須變法。抵禦外侮的失敗和借助外國力量鎮壓太平天國的成功，使他們對西方技術有了實際體會，於是進一步提出“師法西洋”的主張，並大力推行洋務“新政”。
洋務運動曆經同治、光緒兩朝，其代表人物在中央政府中有恭親王奕、軍機大臣文祥等滿族權貴，地方上則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及後起的張之洞等漢人督撫。他們衝破封建頑固派的阻礙，以“中體西用”為指導思想，“借法自強”。“中體”指封建專製製度和以倫理綱常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西用”一般指近代工藝技術和自然科學。洋務派認為，中國的社會製度遠出西方之上，所不如人的，隻是科學技術而已。因此，他們以維護傳統體製為治國興邦的根基，而將西學當成鞏固封建統治的手段。這種“中體西用”的理論，決定了洋務運動的內容，也限製了洋務運動的發展。
洋務運動前後持續30多年，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同治末年以前，主要是在“求強”的口號下集中興辦軍事工業；其後重心轉向“求富”，著力於民用企業的興建。
洋務派興辦軍事工業，以鹹豐十一年（1861）曾國藩創辦安慶軍械所為起點，到甲午戰爭時，各地先後建成兵工廠共20多個。其中規模較大的，有同治四年（1865）曾國藩、李鴻章在上海、南京所辦的江南製造總局和金陵機器局，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創建的福州船政局，同治六年（1867）崇厚創辦的天津機器局以及光緒十五年（1889）張之洞創辦的湖北槍炮廠等。
洋務派在創辦軍事工業過程中，遇到資金來源、原材料供應及交通運輸等諸多困難，轉而興辦民用企業以“求富”。以同治十一年（1872），李鴻章在上海創立輪船招商局為發端，到甲午戰前，洋務派創辦開礦、冶煉、紡織、郵電、交通等各種企業共20多個。其中重要的，除輪船招商局外，還有李鴻章於光緒四年（1878）、光緒五年（1879）相繼開辦的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和天津電報總局，以及光緒十六年（1890）張之洞創辦的漢陽鐵廠等。
在創立工業的同時，洋務派還著手編練新式軍隊。最初是用近代方法訓練陸軍，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台灣，籌辦海防和海軍的建議隨之興起。次年四月，清廷任命直隸總督李鴻章和兩江總督沈葆楨分別督辦北洋和南洋海防事宜，開始籌建新式海軍。清廷計劃10年內建成北洋、南洋和福建3支水師。光緒十四年（1888），北洋艦隊正式編成，在3支海軍中實力最強。
洋務派還興辦了一批新式學堂，並派人出國留學，設館翻譯外文書刊。這些舉措傳播了西方自然科學和技術，造就了一批科技人材，如著名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啟蒙思想家嚴複等人，就出自這一時期所派的留學生。
洋務運動興辦了一批近代工業，加強了國防力量，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
□維新變法
甲午中日戰爭之後，帝國主義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興學堂、辦報刊、立學會，奔走呼號，發動輿論，呼籲變法圖強，挽救民族危亡，掀起維新變法運動。維新派還得到了翁同等帝黨官僚的支持，他們在反對慈禧太後為首的後黨中逐步聯合起來，實行變法，力圖通過自上而下的政治、經濟變革，加強皇權，發展資本主義，救亡圖存。
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下“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維新。自此到八月初六日103天間，在維新派的主持建議下，光緒帝先後頒布了一百多道詔令，推行新政。主要內容如下：經濟方麵設立農工商總局，開墾荒地，提倡私人辦實業，獎勵發明創造；設立鐵路、礦務總局，修築鐵路，開采礦產；設立全國郵政局，裁撤驛站；改革財政，編製國家預算決算；取消旗人寄生特權，準其自謀生計。文教方麵改革科舉製度，廢八股，改試策論；興辦新式學堂，兼習中西學科，提倡西學；設立譯書局，翻譯外國新書；允許民間創立報館，興辦學會；派人出國留學、遊曆。政治方麵刪改則例，裁汰冗員，撤並閑散重疊機構，允許臣民上書言事。軍事方麵嚴查保甲，興辦團練，重練陸海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