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列強對華軍事和經濟侵略，文化輸出也成為列強侵華的重要手段。列強對華的文化侵略主要是通過教會、學校、報刊書籍等途徑，用傳教布道、開辦學堂、興辦慈善事業等方式進行滲透，強製性地進行文化移植，推行殖民主義的奴化教育。文化侵略具有隱蔽性強、影響深遠的特點，其主要目的是淡化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從精神上麻醉中國人文化和軍事方麵的情報，著書、譯經、辦報、興學，為大規模的傳教活動做準備，鼓吹武力幹涉中國內政，迫使清政府廢棄禁教令，以實現在華自由傳教，充當了列強對華侵略的幫凶。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一係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許多傳教士就充當了不平等條約的起草和策劃者，他們鼓吹“隻有戰爭能開放中國給基督”，以武裝侵略為後盾，趁中國戰敗之機將傳教活動作為特權列入條約。此後來華的傳教士急劇增多，到光緒十五年（1889）新教傳教士為1296人，其中英國傳教士約占3/5，美國傳教民，消滅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思想，配合列強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侵略，以鞏固和擴大其在華既得利益。
鴉片戰爭之前，就有傳教士活躍在中國境內。他們廣泛地收集中國的政治、經濟、士約占2/5，傳教士的足跡遍及全國。光緒二十六年（1900），天主教在華已有代牧區37個，教徒74萬，教士1356人，其中外國傳教士886人。與此同時，東正教勢力也向東北、西北等地滲透。不少外國傳教士披著宗教的外衣，向中國人民灌輸奴化思想，妄圖愚弄中國人民，使其“服從基督”，忍受列強的侵略而不反抗。他們搜集情報，網羅教徒，霸占田產，拐騙人口，包攬詞訟，殘害良善，肆意幹涉地方事務，欺壓中國人民。他們還以舉辦“慈善事業”即辦醫院、育嬰堂等為幌子，對中國民眾進行籠絡，甚至從事迷拐和殘害幼童的惡行。他們的罪惡行徑，引起了中國各地人民的反抗，各地不斷爆發著反洋教鬥爭。
在受到義和團運動的沉重打擊之後，基督教的傳教活動出現了新的趨向，主要表現為外國傳教士利用清政府的巨額賠款，興辦醫院、學校和一些文化、慈善機構，以推動傳教工作。
美國在華投資教育的力度最大，它很早就在中國開辦學校。美國傳教士說：“不論哪個社會，受高等教育文化的人都是已有勢力的人們。”因為這些人“能控製社會的感情和意見”，他們如同“一支燃燒著的燭，別的人要跟著他們的光走”。含蓄地道出了外國侵略者在華辦教育的根本目的，即利用學校這塊陣地，奴化中國青年，培養買辦化的知識分子，使其取得在華政治、經濟、文化上的領導地位，為其主子——西方列強服務。光緒三十二年（1906），伊利諾大學校長德蒙·詹姆士的話更明確地表達了這一目的，他在致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中說：“如果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的青年中國人，哪個國家就將由於這方麵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和商業的影響上得到最大收獲。”基於這一目的，美國的教會在中國辦了很多學校，不僅有小學和中學，而且有大學，如燕京大學、聖約翰大學、東吳大學、金陵大學等。其他國家也紛紛效尤，在中國設立各類學校。外國侵略者辦了很多學校，培養了一大批知識分子，但是其中隻有少數人成為洋奴和買辦，絕大多數人在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後，走上了救國救民的道路。
總之，近代以來，資本主義列強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通過發動戰爭、強占領土、迫簽條約、開辟商埠、建立租界、控製海關，協定關稅、壟斷航運以及進行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等多種方式，對中國從政治上加強控製，經濟上大肆掠奪，文化上逐步滲透，使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晚清社會的改良與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