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鴉片戰爭開其端，列強相繼以武力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曆經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八國聯軍侵華等侵略戰爭，威逼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協定、章程、合同，竟達500多個。列強通過這些不平等條約，憑借在華攫取的一係列特權，對中國進行瓜分豆剖：強迫中國開放通商口岸，強占租借地，割占中國領土，劃分勢力範圍。
僅在兩次鴉片戰爭中，中國被迫開放的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就有16處：其中《南京條約》清政府被迫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迫使清政府開放營口、煙台、江寧、鎮江、漢口、九江、汕頭、淡水、台灣、瓊州、天津為通商口岸。以後增辟通商口岸成為列強援引的慣例，幾乎列強每強迫清政府簽訂一個主要條約，中國都要被迫開放若幹口岸。到《馬關條約》簽訂後，中國被迫開放的商埠達40餘處，北至營口，南至瓊州，沿海地區和沿長江地區均設有通商口岸。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正式開埠通商後，英國歪曲《虎門條約》中關於租地建屋的規定，迫令清政府在上海劃出黃浦江以西、界路（今河南路）以東、洋涇浜（今延安東路）以北、李家莊以南，總麵積約830多畝的土地，開西方列強在中國強占租界的先例。道光二十八年（1848），美國聖公會教士文惠廉等在上海蘇州河北岸虹口一帶擅自廣置土地，建造房屋。次年三月，法國在上海建立“法租界”，此後租界製度逐漸擴展到廣州、廈門、天津、漢口、九江等許多通商口岸。據統計，列強在中國16個城市中建立了37個租界。租界設立之初，中國還擁有對租界的領土主權、行政和司法幹預權，但是隨著列強侵略的深入，這些權利逐漸被侵犯甚至完全被排斥。鹹豐四年（1854），英法趁上海“小刀會”起義之機，奪取上海海關行政權，在租界成立“工部局”，組織“義勇隊”和“巡捕”，對中國居民行使征稅權和司法權，使租界變成完全獨立於中國行政係統和法律製度以外的殖民地，成為列強侵略中國的據點—“國中之國”。
除了強占租界外，列強還憑借武力和外交訛詐，割占中國領土，並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英國通過發動鴉片戰爭和第二次鴉片戰爭，逼迫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割占了香港島，又通過《北京條約》割占了九龍司地方一區。日本通過發動甲午戰爭，強迫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割占了中國台灣、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不久遼東半島由清政府以3000萬兩白銀的代價贖回。沙俄通過《璦琿條約》割占了中國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約60萬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以後在中俄《北京條約》和《勘分西北界約記》中，強行割占中國西北邊疆84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在中俄《伊犁條約》中又強占中國7萬多平方公裏的土地，在晚清70年的時間裏，沙俄竟割占了中國150多萬平方公裏的領土，相當於3個法國的領土麵積。
甲午中日戰爭結束後，帝國主義為適應其資本輸出的需要，又爭相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光緒二十四年（1898）二月，德國強行租借膠州灣，把山東變為其勢力範圍；與此同時，俄國強租旅順、大連，把東北變成其勢力範圍；法國強租廣州灣，把廣西、雲南作為其勢力範圍；英國強租威海衛、九龍半島以及香港附近的島嶼和大鵬、深圳兩灣，把長江流域變為其勢力範圍；日本也把福建劃為其勢力範圍。帝國主義在19世紀末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加深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