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複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籬。舉手問葛強，何如並州兒。
白接籬是一種流行於士族中的白帽子，山簡在傍晚大醉而歸時，一般都醉倒在車中，有時也能騎馬而歸，但卻倒戴著白帽子，嘴裏說著愚不可及的醉話。
當然，魏晉名士們在沉溺醉於酒的幸福體驗的同時，也借酒吟詩作賦，直抒胸臆。因醉酒而獲得藝術的自由狀態，這是藝術家解脫束縛獲得藝術創造力的重要途徑。酒醉而寫出傳世之作，這樣的例子在魏晉文學史中俯拾皆是。“書聖”王羲之醉酒書寫《蘭亭集序》，即為其中著名一例。晉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時任太守的王羲之，邀請當時名士謝安、陳綽等41人會集於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市）蘭亭，舉辦“流觴曲水”。
所謂“流觴曲水”，就是選擇一處風雅靜僻所在，文人墨客按順序坐於潺潺流波之曲水邊，一人把盛酒的觴飄在水麵上，當觴隨流水到誰的身邊，誰就撈起此觴飲酒，再乘微醉作出詩來。參加曲水流觴的人都詠有抒發懷抱的詩篇，彙集成編，推舉王羲之為這詩集作序。王羲之乘著酒興，思逸神超，殆有神助，酒酣揮毫，一氣嗬成，寫下了文書俱絕、被後人尊奉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集序》。而等到王羲之酒醒後，又試著更書數十本，卻怎麼也不及酒酣而作的《蘭亭集序》了。
東晉的陶淵明以詩酒而聞名於世。他以酒入詩，詩中有酒，把飲酒的心境通過詩表達出來。陶淵明在酒文化中的最大貢獻就是把酒與詩緊密連在一起。梁朝蕭統就稱：“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唐代白居易亦說陶淵明“篇篇勸我飲，此外無所雲”，可見陶淵明的嗜酒程度。陶淵明41歲當上彭澤縣令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吩咐縣吏將公田全部種上糯稻，因為糯米是釀酒的最佳原料。其妻從生活考慮，堅決要求種粳稻，陶淵明不得已，才同意50畝種粳稻，其它250畝還是種糯稻，足見這位縣太爺把喝酒看得比吃飯更重要。由於他不願受官場的束縛，也不肯向上層社會屈膝，萬分感慨地說：“我豈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兒！”於是他解印棄官，返歸故裏，從此過起“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躬耕隱居生活。歸隱後，陶淵明以酒為樂，把酒與樂、詩、菊、鬆、山水相連，寫出了大量以酒為題材的詩，如《飲酒二十首》、《述酒》、《止酒》等。在《飲酒詩》中，他把自己酒後微醉狀態時的心理感受—進入了超越世間一切榮辱毀譽的“自然”勝地—酣暢淋漓地表達了出來：“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魏晉時期，還有一種比較文雅的飲酒習俗—重陽酒會。重陽節登高、佩茱萸、飲酒的習俗，由來已久，自魏晉曆唐宋直到明清，始終不衰。農曆九月九日時值初秋，天高氣爽，心曠神怡，登高飲酒，別有情趣，因而難免會興奮得忘乎所以。“龍山落帽”是詠重陽登高宴飲遊興酣暢的著名典故。孟嘉（陶淵明的外祖父）是東晉大將軍桓溫的參軍，一年九月九日重陽節，桓溫在龍山登高，大宴賓客，孟嘉在座上豪飲甚樂，忽然一陣風吹過，將孟嘉的帽子吹落，而孟嘉並不察覺，隻顧盡情飲酒。桓溫讓在座的文人孫盛作辭譏諷他，孟嘉看了孫盛的文章，乘著酒興，揮毫作文解嘲，一氣嗬成，詼諧成趣，一座傾服，歎為觀止。
於是“龍山落帽”就成了重陽節登高飲酒的一段佳話。後世不少文人都曾提到這個典故，如“邀歡任落風前帽，促飲爭吹酒上花”（宋祁詩）；“賓隨落葉散，帽逐秋風吹”（李白詩）；“羞將短發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杜甫詩）；“不見攜觴王太守，空思落帽孟參軍”（權德輿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