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人一直有飲酒的習慣，其中不乏嗜酒之徒。但像魏晉士族那樣如此廣泛地、瘋狂地沉湎於酒海之中的情況，在曆史上還是不多見的。酒在那個時期簡直是無所不在，文人借酒吟詩作賦，豪傑借酒直抒胸臆，官僚借酒奢侈浮華。酒文化在魏晉時期得到進一步發展，酒文化的內涵也大大拓展了。
飲酒之風之所以在魏晉時期盛行，是因為在這個充滿戰爭和傾軋的動亂時代，人們不敢直麵悲慘的現實生活，便借酒後的沉醉獲得短暫的解脫。
曹操麵對漢末戰亂中的生離死別，發出了“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悲涼詩句。其“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的名句，後人多引用以喻借酒澆愁。阮籍為了躲避司馬氏的迫害，成天都在醉鄉裏，不發表任何見解，“凡人不開口，神仙難下手”。司馬昭曾向阮籍提親，阮籍大醉60天，使得司馬昭一直沒能找到提親的機會。鍾會多次以國家政事詢問阮籍，想讓阮籍發表見解，尋機治罪於他。阮籍每次“皆以酣醉獲免”。東晉初期，王敦企圖叛亂，阮裕被王敦任命為主簿，他不願助紂為虐，隻好“縱酒昏酣，不綜其事。”
飲酒之風大盛的原因，還在於魏晉玄學的興起。這種新哲學的誕生，賦予飲酒以新的意義。玄學家們認為，天地萬物的母體“道”無法用感覺器官去感覺或證明它的存在，隻能靠內心的直覺去把握。而人們在飲酒之後的那種朦朦朧朧、混混沌沌的感覺，與玄學家描述的本體混沌十分接近。於是，醉酒的幸福體驗，已不再是純粹的感觀愉快，而是帶有理知性的感官享受。所以，魏晉曆史上，著名的玄學名士往往又是著名的大酒徒。從以下幾位名士的酗酒軼事中可窺見一斑。
“天生劉伶，以酒為名。”劉伶出遊時，常常車中載酒，沿途痛飲，讓僮仆扛著鐵鍬跟隨其後。別人問他：“你這是幹什麼？”劉伶回答說：“我醉死在哪兒，就地挖個坑把我埋掉。”聞者莫不愕然。劉伶每飲必醉，醉後放縱曠達，不拘俗禮，常常有驚世駭俗的舉動。有一天，劉伶狂飲後，在屋裏脫光衣服，赤身露體，這時有客人來訪，一見此狀，嚇得掉頭就跑。妻子好奇地進了屋，看見屋中景象，也不免怔住了，忙上前將衣服給他披上，責備地說：“你這樣赤身露體待客，未免太不合禮節，難道你不怕別人說你放肆嗎？”
劉伶聽罷大笑不已，說：“誰說我沒穿衣服？誰說我赤身露體？我把天地當作大房子，把房屋當作貼身穿的衣服，你們為什麼鑽進我的衣服裏來呢？”有一次，他患病時還想喝酒，就叫妻子為他準備。妻子生怕他這樣會傷身，就把酒倒掉，並將酒器打爛，流著淚勸道：“你喝得太多了，這不是保養身體的辦法，一定要把酒戒掉。”劉伶說：“你說得對，我自己不能戒掉。隻有在鬼神麵前發誓，才能戒酒，你快去拿酒來吧！”妻子沒有辦法，隻好把酒肉拿來供在神像前，叫劉伶發誓。劉伶就跪著禱告說：“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鬥解酲（酲，酒癮），婦人之言，慎不可聽。”說罷又繼續吃喝起來，直喝到酩酊大醉，倒地方休。
阮籍家族中，不僅是阮籍一人喜酒，其家族成員幾乎人人視酒如命。有一回，阮籍的侄子阮鹹和同族人喝酒時，不用杯子倒酒喝，而用大盆盛酒，圍坐盆旁大飲。這時一群豬跑來，擠上去與人共飲。阮籍的兒子阮休經常拿拐杖步行，把一百個銅錢掛在杖頭，到酒店獨自暢飲，不肯參加闊人的酒會。
東晉張翰放達不羈，被人們稱為“江東步兵”，即第二個阮籍（司馬氏攬權期間，阮籍曾任從事中郎、散騎常侍，他聽說步兵營的廚人善於釀造美酒，並貯又三百斛好酒，就請求去當步兵校尉，以便每日能痛快地喝酒，因他有這段經曆，後人稱他為“阮步兵”）。
山簡在任荊州刺史期間，常到一個叫“山陽池”的湖邊野餐狂飲，沒有一次不是大醉而歸的。當地人為此編了一首歌謠，活靈活現地描述了山簡的醉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