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熟悉原來出身的階層，注重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能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並能對當時統治集團的奢侈荒唐行為進行尖銳的抨擊，這是其思想的進步性。但他過分強調節約，忽視精神生活，過於要求“非樂”，這有違人民的願望和曆史發展的要求。
■儒墨之爭
繼孔子創建儒家後，墨家也在魯國建立起來。兩家形成“顯學”，互相論爭，揭開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序幕。墨子最初師從儒者，但後來他發現儒家的禮節太過繁瑣，便背離儒家，另創墨派。墨家興起後，發展迅速，人數眾多，有極大的活動能力。據《呂氏春秋·當染》載，孔子、墨子死後，“從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由於所代表的社會階層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學術觀點的差異，儒墨兩家經常互相詰難指責。
儒墨兩家的爭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其一，“仁愛”和“兼愛”分別是儒墨兩家的代表性理論和核心範疇。儒家的“仁愛”是有差等的愛，即要求以對父母兄弟的愛為圓心，逐層外推到對宗族、國家和社會的愛。而墨家的兼愛則是無差等的愛，要求人們拋卻血緣和等級差別的觀念，愛人如己。其二，儒家“罕言利”，把重利者視為“小人”，所謂“小人喻於利”。墨家則認為義和利是密切聯係的，“兼相愛”的同時也要“交相利”。這顯然是兩種對立的義利觀。其三，孔子講“天命”，認為自然界和人的命運都是由天命決定的，所謂“死生由命，富貴在天”，人順天命而行。但他也認為要盡力去做該做的事，無論成敗，“知其不可而為之，盡人事然後聽其自然”。墨子主張“非命”，否認儒家的天命論。但也認為天是有意誌的，即“天誌”。“天誌”能根據人的行為賞善罰惡，它已不再是神秘莫測的東西，而變為實現理想的理論工具，其實就是借天言誌。這種從“天上”到“人間”的轉化是明顯高於前人的地方。因此，墨子比孔子更重視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其四，孔子對鬼神既沒有明確肯定，也沒有明確否定。他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基本是采取存而不論、敬而遠之的態度。墨子主張“明鬼”，肯定鬼神的存在。但是應該指出的是，墨子所明的鬼也具有賞善罰惡的能力，其性質與“天誌”雷同。墨子這種借鬼言誌行為，也反映出當時社會小生產者力量的薄弱，難免會有借助超自然的力量的空想。其五，儒家講究禮儀，重視“厚葬”、“久喪（三年）”。墨家認為“厚葬”、“久喪”勞民傷財，提倡“薄葬”，不能因喪葬影響社會生產。其六，儒家維護和提倡禮樂製度，前文已經提到，墨子主張“非樂”，反對物質享受，生活隻要求能吃飽穿暖，禮儀、藝術等精神生活都沒有存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