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樂崩壞，群雄並起，競相爭霸，“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與這種戰火和血腥形成對比的是，學術思想界出現學派林立、“百家爭鳴”的局麵，從而揭開中國古典文明史上最為光彩奪目的篇章，為古代中國人類精神的覺醒創造了極為重要的條件。社會的變革為思想家們發表各自的見解提供了廣闊的曆史舞台；文化的交流、衝突和滲透，使文化的重組和融合成為可能。百家爭鳴始於春秋末年，興盛於戰國時期。這時各家學派通過批判辯論，相互影響，共同發展。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人。出生於沒落貴族家庭，年輕時曾做過管理倉廩的“委吏”與看管放牧牛羊的“乘田”。他勤奮好學，鄉人讚其博學。後來魯國內亂，孔子避禍到齊國；返回到魯國時，政局動亂，隻好從事教育和整理典籍的工作。直到年過50，他才被任用為中都宰，官至大司寇。後由於與魯國執政者季氏發生矛盾而棄官，遂率弟子周遊列國14年，但都未能實現他的政治主張。他晚年歸魯後，繼續整理文獻，授徒講學。
關於儒的含義，東漢鄭玄注釋《周禮·太宰》“儒以德民”時指出：“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可見，儒就是用六藝（即詩、書、易、禮、樂、春秋）教育貴族子弟的王官。春秋時期學術下移，官學變為私學，便將從事教育的人也稱為儒。魯是周公的舊封，長期保留著豐富的商周文化傳統。“周禮盡在魯矣”，諸侯的禮樂製度都要到魯國去學習。因此，魯國的孔子創立儒家學派絕非偶然。
孔子的學說就是士階層思想的結晶。孔子生活的時代正值公室卑弱，宗族製度逐漸瓦解，社會正醞釀著巨變。當時“士”處在社會的中間，是統治階級的最下層。但士階層是軍事上的作戰骨幹，政治上的下級官吏，文化上的知識群體，經濟上也擁有私有田宅產業。應當說士的社會作用非常重要，但地位不高，必須依附把持國政的世卿貴族。當他想求仕聞達時，便表現出迎合上層貴族利益的保守思想，而在窮困不得誌的情況下，就表現出同情庶民的進步觀念。
孔子的學說全部貫注著“中立而不倚”的中庸思想。他讚歎中庸是至高極難的美德，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這是儒家學說最重要的方法論。所謂中庸就是“叩其兩端而竭焉”，即對事物進行調查研究，弄清事物的兩個極端，再“允執其中”，“中”是恰到好處、最為合理的意思。所以說，孔子“中庸”方法論具有辯證法因素。但它對矛盾雙方的鬥爭性缺乏足夠的重視，容易被後世的統治者歪曲為折中、調和，使它長期起著消極的曆史作用。
孔子的政治觀和倫理觀是互相關涉的。孔子政治主張的主要內容是“禮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孔子最高的政治思想。“德”指仁義，“禮”指統治階級規定的秩序。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是禮的根本。依據這些固定不可變的根本，製定出無數的禮節，用以區別人與人相互間複雜的關係，確定每個人應受的約束，使其各守本分，不得逾越。“禮”以外還有“樂”，“樂”是從感情上求得人與人相互間的妥協中和。“禮”用以辨異，分別貴賤的等級；“樂”用以求同，緩和上下的矛盾。
禮樂的基礎是“仁”。“仁”是孔子倫理思想的核心。“仁者愛人”、“克己複禮為仁”就是他給“仁”所下的兩個最主要的定義。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就是說，如果沒有“仁”作為思想基礎，禮、樂隻是空談。“仁者人也”，“仁”就是愛或同情心，是做人的道理。愛父母叫做孝，愛兄長叫做悌，愛君上叫做忠。但愛或同情心並非兼愛，必須有等次，稱為“義”。“義者宜也”，“義”即適宜、合禮。要按照尊卑、貴賤、親疏、長幼、男女的差別，表現出各種輕重不等的愛或同情，與禮相適應。所以說“仁近於樂，義近於禮”。禮、樂在外，仁、義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