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模具業還是紡織品業和燈具業，都是溫州的重要產業。模具作為基礎性產業，是溫州產業升級的關鍵；溫州燈具有著較好的基礎和市場運營能力，全國100多家燈具市場中的一半由溫州人在經營，因而有可能成為溫州做大做強的產業。因而這兩個行業的發展與政府經濟發展目標相一致，行業協會的謀劃溝通了政府與企業。作為行業代言人，行業協會努力使行業發展進入政府議程。對政府而言，行業協會所做的謀劃使政府意識到了該行業的重要性。但我們也發現，納入政府議程後能否進入實施，還取決於宏觀經濟政策、政府總體發展規劃和該行業的發展前景，尤其是土地資源方麵的限製。就此而言，工業園和市場建設都麵臨著巨大困難。由於諸多因素的限製，上述兩個工業園區和一個市場盡管已經納入政府議程多年，但至今仍沒有付諸實施。
其次，商會使行業發展戰略進入政策決定。在商會的努力下，一些政策建議進入政府的政策決定，行業從中獲得了一係列政策支持，爭取到了資源。
以溫州市服裝商會為例。服裝商會剛成立時，主要是通過工商聯與政府溝通。隨著商會的壯大，越來越多會員成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商會通過人大和政協這兩個平台參政議政而影響政府政策過程。商會提出關於溫州服裝行業發展的一係列建議，引起了政府重視，政府對商會的態度也由消極回應轉向積極溝通，雙方共同探討服裝業的發展，共同參加和舉辦服裝博覽會，共同組織參觀考察。2000年，溫州服裝商會邀請國內同行研討溫州服裝業，製定了行業發展戰略，其中“穿在溫州”和建設中國服裝名城等主張被溫州市政府采納。同年，溫州市長在《浙江經濟》發表《溫州要致力於建設中國服裝名城》一文。2001年出台的《溫州服裝產業“十五”發展規劃》，就是由政府出麵召集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商會核心成員，經過反複研討後製定的。根據規劃，中國服裝名城選址溫州經濟開發區濱海區，占地5平方公裏。
又如溫州市合成革商會。溫州合成革行業由於曆史原因，用地問題一直成為製約行業提升發展的瓶頸。溫州合成革商會為解決發展空間持續奔波，行業中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多次向“兩會”提出要求解決合成革工業用地的議案和提案。2007年，合成革商會向區人民政府提交報告，要求規劃建設龍灣合成革工業節能減排示範園區，引起了龍灣區委、區政府的重視，並已意向在新開發的1245萬畝海塗圍墾土地中專門規劃合成革產業的提升區。2008年，合成革商會向市委、市政府呈送《關於要求規劃建設溫州合成革工業園區的報告》，闡明建設園區的重要性、必要性。新規劃建設的合成革工業園區，不是簡單的企業搬遷和擴建，而是使行業實現一次大突破、大提升，以集中促集約，以集約促節能、促減排，並且實現“退二進三”。在書麵報告的同時，商會負責人還多次為此奔走疾呼。市主要領導和分管領導都在商會《報告》上作了重要批示。2008年6月以來，溫州市委、市政府開展以“政企聯動、攻堅克難”為主題的企業服務年活動，把“探索在沿海產業帶規劃建設合成革工業園區，進一步深化汙染治理”作為當年“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市委辦、市府辦印發了“破解一批行業發展難題工作推進表”，規劃建設合成革工業園區項目名列其中。
在政策製定階段，商會的主要作用是向政府部門遊說，通過不斷地與政府部門溝通，以及向人大、政協提交議案和提案，使本行業引起政府重視，從而進入政府的政策過程。而政府根據發展戰略，判斷該行業在地方經濟體係中的地位，從而決定是否將其納入產業規劃之中。
（二）商會參與政策執行
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商會與地方政府之間存在比較明顯的合作與博弈關係。在促進行業發展方麵，商會與地方政府存在著共同目標，因而較有可能建立一種合作關係；但商會的目標取向也可能與地方政府不相一致，政府行為有可能損害行業利益，商會行為也可能損害公共利益，這時，兩者就形成了一種博弈關係。政府與商會之間是博弈還是合作取決於特定情況下兩者目標是否一致。
首先我們來考察政策執行中商會與政府的合作。
溫州商會與政府的合作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如前所述，溫州產業集群的無序競爭使之陷入了集體行動的困境，這導致了溫州商會的興起。如何使溫州企業走出集體行動的困境？政府和商會有著共同的願望，雙方合作成為可能。在政府授權下，行業協會在控製產品質量方麵與政府進行了緊密合作。
在溫州鞋業的發展史上，行業協會與地方政府之間進行了良好的合作。在地方政府的政策推進下，鞋業協會開展了一係列工作，以使政府政策落實到位。首先，行業協會對鞋革生產進行質量控製。1988年溫州市標準計量局出台《關於進一步開展皮鞋產品質量監督檢驗工作意見》，1991年溫州市工經委等八個部門出台《關於堅決製止生產、銷售偽劣鞋類的報告》，要求從各個環節加強對鞋業質量的控製。1988年成立的鹿城區鞋業協會將配合政府做好鞋業質量控製當作主要工作。協會製定了具體的整改方案，對所有生產企業進行質量抽檢，並負責一年一次的質量合格證的驗收和發放。1999年，針對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對鹿城區鞋業抽檢中的問題，協會經過多次討論後認為，主要原因在於小型企業對行業新標準掌握不夠。於是，協會向鹿城區政府提交了《關於要求加強鞋業行業管理的請示》，受到區政府高度重視，區政府組織工商、技檢等部門舉辦了鞋業行業標準學習班。其次，行業協會參與打造溫州皮鞋品牌。當溫州鞋類遭遇聲譽危機時，許多溫州鞋企放棄品牌建設，與上海等地鞋廠聯營，聯營中的不規範現象比較嚴重。針對這一情況，協會開始引導溫州鞋企創建自己的品牌。一方麵，協會協同政府打擊和取締各種假聯營；另一方麵，協會通過舉辦每年一屆的“鞋城杯”比賽，推出鞋類精品。同時，積極參加各類評比，鼓勵和協助鞋企創名牌。嗣後，在鹿城區鞋業協會基礎上成立的溫州市鞋革工業協會進一步推進了品牌建設工作，使溫州眾多鞋企獲得馳名商標和著名商標，並且在區域品牌建設上獲得突破性進展。再次，行業協會積極參與鞋業規劃。1999年，溫州市政府在國家輕工局支持下，打造“中國鞋都”。次年開始建設“中國鞋都”產業園區，鹿城鞋業協會參與了園區前期論證、入園企業資格標準製定和鞋都博物館規劃等工作。在行業協會引導下，300多家鞋企進駐“中國鞋都”產業園區，有力地推動了溫州鞋業的規模化發展。
除了產品質量控製和品牌塑造之外，行業協會在環境治理、生產安全和勞資關係等方麵都與政府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如電鍍行業協會和合成革商會的技術改進與園區建設推進了節能減排工作，各行業協會將生產安全作為日常工作來抓，緊密配合建設“平安溫州”。在新《勞動合同法》頒布後，各行業協會組織學習，並按勞動合同法要求協調勞資關係。
其次我們來考察政策執行中商會與政府的博弈。
在當前我國的利益格局中，存在著中央與地方、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利益衝突，進而形成了多種博弈關係。其中經常可見的是中央、地方與企業的三方博弈，這種博弈可能的後果是，中央政策在地方得不到貫徹執行，出現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現象；企業往往成為政策扭曲的受害者，或遭遇政府的“掠奪之手”侵犯；企業也可能為了自身利益而侵害公共利益。在企業與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單個企業往往因力量薄弱和“搭便車”取向而不願意與地方政府博弈，代表企業與地方政府博弈的常常是行業協會。在溫州，行業協會與地方政府常常圍繞中央和省政府政策而展開博弈。
在這方麵，泰順的小水電協會是比較典型的例子。泰順的小水電在20世紀90年代發展迅速，但麵臨兩個問題：一是省物價局下發的有關電價政策得不到落實，另一是地方政府征收各種費用（主要是上網配套費和以電養電基金）。1996年泰順小水電協會成立後，協會直接向省水利廳和物價局反映這些問題，並得到支持。在省水利廳的堅持下，省物價局的〔1996〕259號文件得到執行，電價由0.33元上升到0.44元；省物價局確認以電養電基金屬於亂收費並責令泰順縣停止收費，泰順縣三電辦自1998年6月1日起停扣每度6分的以電養電基金；省物價局向全省各地下達《關於製止向小水電站收取上網配套費的通知》，1998年4月泰順縣供電部門停止收取上網配套費，並退回已經收取的50多萬元上網配套費。1998年，小水電協會兩次向中央糾風辦反映省有關部門變相收取已被六部委文件取消的小水電發展基金，在中央有關部門的幹預下，小水電發展基金項目於同年12月全部停收；在小水電管理費上，協會根據六部委文件據理力爭，在省物價局的支持下，1999年8月由2%下降到1%，承擔灌溉任務的電站更是降為0.5%。2006年，國家八部委聯合發布《關於加快電力工業結構調整促進健康有序發展有關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出要加大對可再生能源的扶植力度，實現水電全額上網，同網同價。同年9月，由泰順、景寧等縣小水電協會組成的浙江小水電聯誼會在杭州召開，參加會議的除浙江省農村水電行業協會和各縣小水電行業協會外，還有物價局、水利廳、水電管理中心等單位領導，會議就如何貫徹八部委文件進行了討論。自小水電協會成立至2007年底，泰順縣小水電站已從53座增加到140座，裝機容量由2.6萬千瓦上升到19.78萬千瓦，年發電量由0.55億千瓦時上升到4.5億千瓦時，年發電產值已達2.43億元。另有在建電站14座，裝機容量1.49萬千瓦；規劃電站36座，裝機容量32萬千瓦。這些數據說明泰順小水電協會的努力取得了良好效果，推進了小水電行業的迅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