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必須履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基本職能，但在社會管理方麵，政府並非是惟一主體。社會管理主要包括管理和規範社會組織，培育合理的現代社會結構，調整社會利益關係、回應社會訴求、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公正、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孕育理性、寬容、和諧、文明的社會氛圍，建設經濟、社會和自然協調發展的社會環境等。就此而言，公共部門、私營部門和第三部門都可以開展有效的社會管理。
商會作為重要的社會組織，應當在社會管理中發揮重要作用。當代溫州商會經過20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以服務會員、促進行業發展為主而又相對完整的功能體係。它不僅發揮著行業治理功能，而且在社會管理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從社會公益事業到環境治理，從食品安全管理到勞資矛盾協調，溫州商會的身影隨處可見。溫州商會積極參與社會管理，不僅提供我國社會管理體製轉型的重要案例，而且對於合理界定行業組織的社會管理職能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不但如此，它還預示著中國社會組織普遍參與社會管理的可能性，而這或可看作中國公民社會的一些重要因素正在得到形成和發展。
一、社會管理體製轉型中的行業組織
當然，在30年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我國也出現過一些反複和變化。比如在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問題上，從70年代末到整個80年代，國家從市場中“撤出”的特征比較明顯；而在90年代中期以後，國家通過推行分稅製等各種改革，以及製定以支持重點產業和企業重組為特色的產業政策，對市場經濟的控製和引導得到不斷強化。但即使是國家的“撤出”，它也是相對於計劃經濟的全能國家而言的，這種“撤出”隻是一種有限的“撤出”，實際上，國家對市場仍發揮著強大的引導作用，對經濟仍保持著強大的幹預力度。因此，我們將中國的政府與市場關係稱為“經濟國家主義”。。
發展主義意識形態是在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立的。在這次中央全會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了“以階級鬥爭為綱”。此後，經濟建設的中心地位、優先地位不斷得到鞏固，特別在90年代確立發展市場經濟的目標後，經濟增長日益成為國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礎。相應地，與以往把政治成分和政治覺悟當作幹部考核的首要標準不同，經濟增長業績在幹部考核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追求GDP增長成為各級政府的中心任務。
在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同時，經濟國家主義也逐漸得到確立。這種“經濟國家主義旨在通過國家計劃實現合理化，它並不排斥市場，但強調市場的運轉必需受國家計劃的指導”ZhengYongnian（2004）.GlobalizationandStateTransformationinChin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p.134.，具體0現在：專家治國的官僚體製逐漸形成；經濟管理機構改革不斷推進，市場管理的能力不斷增強；把產業政策看作連接市場經濟和國家幹預的恰當工具；適時開展經濟宏觀調控，至今已有六次，等等。而且，這種經濟國家主義還體現在地方層麵，不同地方政府盡管通過直接或間接參與企業活動推行著市場化改革，但其經濟活動在總體上仍然是有計劃的、理性的和平衡的。它們既能夠與中央總的指導方針保持一致，又能夠因地製宜發揮靈活性，從而以地方經濟發展帶動全國經濟發展。
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pp.139.141.：第一，公民社會組織的壟斷特征，比如在每個產業部門或貿易部門中，在一個特定區域或行政管理級別中，政府隻承認一個商會。第二，大多數公民社會組織是政府為了實施某種任務而建立起來的。第三，大多數商業協會被納入到一種全國範圍的等級架構之中。第四，盡管先前的大多工業官僚機構已經轉化為非政府組織，但它們與國家體係之間仍然保持著密切聯係。第五，國家根據需要對公民社會組織進行“分類控製”或“選擇性培育”，一些具有高社會效益和低政治風險的公民社會組織如商會、行業協會，能夠獲得較快發展；而一些高政治風險的公民社會組織，就發展較慢或得不到發展。
三十年來，上述發展主義、經濟國家主義、權威合作主義等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在經濟發展主義推動下，中國經濟保持了長時期的快速增長。從1980年到2006年，中國GDP年均增長率達到9.68%。2006年，中國GDP總量達到20.9萬億元，躍居世界第四位。。同時，通過實行經濟國家主義，使中國形成了一個類似於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有管製的市場”，它保證了中國經濟的穩定快速發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盡管出現過多次波動，但仍處於較為穩定的水平，它的波動幅度遠遠低於改革前。。再次，通過實行權威合作主義，運用組織化、製度化的權威力量，實現了過渡時期社會整合的基本功能；同時，它又通過支持和扶持各種社會內部現代經濟力量的發展，推進了社會結構的內部轉化，使公民社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