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淵之盟】
北宋與遼訂立的盟約。北宋自高梁河之役和雍熙北伐兩度失利後，宋延內部恐遼情緒蔓延滋長。繼而國內又爆發四川青州地區王小波、李順的起義。麵對內憂外患，宋廷確定了“守內虛外”的基本國策。在調集兵力鎮壓農民起義的同時，改對遼朝的攻勢為守勢，放棄收複燕雲的打算，而在河北平原中部西起沉遠泊(今河北保定北)，東至泥沽海口(今天津塘沽南)，再從沉遠泊以西至太行山，沿宋遼邊境，利用河渠湖塘，築提蓄水，築起一道蜿蜒長達900餘裏的防線，作為防禦遼軍侵擾的屏障。又沿防線設置26寨、125軍鋪，駐兵3000人戍守防線。遼廷從宋廷戰略的變化，清楚地看到其虛弱的本質。更加緊對宋朝邊境的入侵和挑釁。景德元年(1004)閏九月，遼帝耶律隆緒及其母蕭太後親統遼軍，大舉南下。
遼軍采取避實就虛的戰術，繞開有宋軍重兵駐守的城池，一路挺進，包圍定州(今屬河北)。在遼軍迅猛的攻勢下，宋軍措手不及，北方州縣紛紛告急，宋廷上下亦為之大震。宋真宗一麵表示要統兵抗遼，一麵又心虛膽怯，猶豫不決。臣僚意見紛紛，多勸真宗遷都南下。惟有宰相寇準力排眾議，主張真宗親征北上。經朝廷中主戰派的力爭，真宗被迫同意北上。為了防止發生意外，寇準等人又調兵遣將，作了一係列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後，真宗才終於踏上北巡的征程，此時號稱20萬的遼軍，在遼帝和蕭太後的統領下，繼續南下，又先後攻陷宋德清軍(今河南清豐)、通利軍(今河南浚縣西北)等重鎮，直抵黃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陽)城北。遼軍兵臨澶州城下，對宋都開封(今屬河南)構成極大的威脅。宋軍守城官兵堅守城池，並於城外設伏弩射殺遼兵。遼南京統軍蕭撻覽(一作撻凜)於攻城時，中伏弩身亡，遼軍士氣受挫。真宗自開封北上，行進十分遲緩，在寇準再三催促下，才於十一月到達澶州南城。當時澶州城分南、北二城，中間為黃河所隔。河上用船相連架成一座浮橋，連接二城。真宗到南城後，即表示不願過河去北城。寇準又與禁軍將領高瓊反複勸說，高瓊還用鞭子抽趕為真宗抬橋的兵士，方將真宗請到北城。當真宗登上北城城樓時，宋軍一片歡騰，士氣為之大震。
其時宋軍前來增援的數十萬人馬亦集結在澶淵一帶，與遼軍形成對峙的局麵。遼軍此次南下，旨在劫掠財物，炫耀武力。見此局勢，深感孤軍深入，難相持長久，急欲和談。而真宗北上，亦非武力逐遼，實想通過和談，不惜用金帛換取遼軍北撤。盡管此時的局勢對宋軍十分有利，但真宗與主和派卻堅持忍辱議和，派遣使臣，向遼乞和。十二月，宋遼雙方經過幾番交涉，商定和議的內容，並交換了“誓書”，終於訂立盟約。雙方約定：仍維持原定疆界；兩國約為兄弟之國，遼帝稱宋帝為兄，宋帝稱遼帝為弟，稱蕭太後為叔母；宋朝每年給遼朝銀10萬兩，絹20萬匹，稱為“歲幣”；雙方沿邊駐軍各守本方疆界，相互遣送對方逃亡入境者，不能新增修築城堡、開挖或改移河道；遼軍北撤時，宋軍不得在途中攻擊。澶州又稱澶淵，故此盟約稱為“澶淵之盟”。盟約訂立後，宋遼長期並立，雙方再未發生大的戰事，邊境相對安寧。兩國均在邊境設置榷場，經濟文化交流頻繁，使臣往來不斷。兩國關係從而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
【慶曆新政】
北宋仁宗慶曆年間的改革。北宋建立後，宋太祖為消除分裂割據的隱患，接受謀臣趙普的建議，將地方潘鎮的政、財、兵三權收繳於中央，采取集權的措施加強專製統治。在政權建設中，宋太祖及其弟宋太宗將各級官員的權力分散，使同級官員之間相互牽製，造成僚機構重疊，官僚隊伍龐大，而辦事效率低下。在軍隊建設中，加強禁軍，使皇帝手中握有全國最重要的武裝力量。又設樞密院和三衙(即殿前都指揮司、侍衛馬軍都指揮司、侍衛步軍都指揮司)，分掌發兵權和統兵權，使之相互製約。為防止發生兵變，又推行將兵分離的政策，統兵將領多臨時指派。軍隊出征需按所授陣圖行事，不得隨意變動，也不許隨機應變，朝廷還往往派監軍監視。宋廷還采取“養兵”政策，凡遇災荒，即派官吏前往災區招募兵士，以分化瓦解災民的反抗力量，又增加了兵源。然而宋廷雖擁有數十萬軍隊，卻在諸多防範措施的製約下，戰鬥力嚴重削弱。與遼、西夏的征戰，皆以失利告終。宋帝又以歲幣換取一時的邊境安寧。其結果龐大的官僚集團和軍隊，加之輸遼歲幣，又導致財政上的巨額支出。隨著中央集權統治的加強，出現了嚴重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費)”社會問題，北宋王朝因此陷入“積貧積弱”的境地。乾興元年(1022)，宋真宗死。其子趙禎即位，是為宋仁宗。
仁宗即位之初，朝政大權為其母、真宗劉皇後掌握。仍遵循太祖、太宗舊章，“三冗”更加嚴重，朝廷費用入不敷出。為此又增加賦稅以充實府庫，導致百姓生活愈加貧困，社會矛盾十分尖銳。農民起和反抗鬥爭此起彼伏。此時遼又與西夏相呼應，嚴重威脅著宋朝北部和西北邊境。北宋再度陷入內憂外患之中。明道二年(1033)，劉太後卒，仁宗親政。為了革除積弊，消除危機，扭轉被動的局麵，慶曆三年(1043)，仁宗擢升範仲淹為參知政事，韓琦為樞密使、富弼為樞密副使，三人同以宰相執政，又以歐陽修、蔡襄、王素、餘靖同為諫官，期望他們能盡快提出革新的方案。
九月，範仲淹與富弼聯名上疏《答手詔條陳十事》(又稱《上十事疏》)，提出一套革新的基本方案：一、官吏的升遷罷黜依其政績決定；二、限製官僚子弟依仗其父輩權勢恩蔭入官；三、變更學校課程和科舉之法；四、重視對地方官吏的選拔，杜絕擾民；五、均定官員職田的收入；六、主張重視農業生產，修複水利，以利財政收入；七、招募強壯之丁，以充京畿衛士，令其一年中三季務農，一季習武；八、合並州縣，以平均每州縣百姓的賦役負擔；九、要求朝廷和地方官員恪守職責，嚴格執行皇帝和朝廷的政令，以取信於民；十、慎重訂立條法，一經頒布，各級官吏必須認真遵章執行。仁宗基本采納了十項革新方案，下詔頒行全國，史稱“慶曆新政”。其間，富弼還上疏陳述當世之務10餘條和安邊13策，韓琦亦上疏陳述15事，對範仲淹的方案作了補充和完善，範仲淹等人的革新方案，從整頓吏治入手，以達到緩和社會矛盾，穩定統治秩序的目的。但“新政”在觸及時弊的同時，亦觸犯了貴族、官僚的特權和利益。保守勢力始終反對和詆毀改革，誣陷範仲淹私結朋黨。仁宗迫於保守勢力的壓力，向守舊派妥協。慶曆五年(1045)正月，範仲淹、富弼被罷相，排斥出朝廷。三月，韓琦也被罷相。五月，歐陽修等人相繼被貶出朝。僅存一年多的“慶曆新政”被廢止。革新失敗，更加劇了統治集權內部的矛盾。新政官僚人人自危，意誌消沉，有的甚至倒向守舊派。皇皊四年(1052)，抱定“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家範仲淹於這種沉悶的政治氣氛中病逝。盡管新政失敗，但更多的朝野人士認識到“改轍更張”是緩解統治危機的出路所在，從而推動改革的進程。
【王安石(1021～1086年)】
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慶曆二年(1042)進士，任簽書淮南判官。七年，改任知鄞縣。在任期間，他組織百姓興修水利；實行貸穀與民，出息還官，以幫助農民度過饑荒。後曆任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提點江東刑獄。嘉皊三年(1058)，入朝任三司度支判官，向仁宗上萬言書，主張改弦更張，未被采納。改任知製誥，因母喪去職。神宗即位，被起用知江寧府，不久即召入朝，任翰林學士兼侍講，又向神宗上《本朝百年無事劄子》，陳述當朝弊法，力主“變風俗，立法度”。神宗采納。熙寧二年(1069)，拜參知政事，實行變法。遂設“製置三司條例司”，主持變法事宜。次年，升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先後頒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田、方田均稅等法。任用王韶發動熙河之役，遏製西夏侵擾宋邊。又改革科舉，整頓學校，推行“三舍法”。注釋《詩》、《書》、《周禮》，編成《三經新義》，作為教材和科舉考試經義的標準。但新法遭到司馬光等守舊派的反對。他仍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無畏精神推行新法。由於來自朝廷內外的守舊派在曹太後、高太後的支持下，百般詆毀新法，神宗動搖，變法派內部亦出現紛爭和分裂，熙寧七年(1074)四月，王安石懇請辭職，罷相後出任知江寧府。八年二月，在宰相韓絳建議下，神宗又起用王安石為相。此時變法派內部嚴重分裂，新法難以推行，九年十月，再次罷相，退居江寧半山園，封舒國公。元豐二年(1079)，複拜尚書左仆射、觀文殿大學士，改封荊國公。元皊元年(1086)四月，他抱恨而逝。王安石對宇宙的認識是“道”本體論，即“物”是物質性的“元氣”，宇宙萬物是變化的。他提出客觀世界是可知的觀點。其詩文以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者為多，主張散文的實用性，反對虛言無實。作品極善說理，邏輯性強，具有雄健挺拔之風，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作遒勁豪放，富有恢宏清新之風。其著述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王文公文集》、《三經新義》(殘卷)、《字說》等。
【王安石變法】
北宋神宗時期進行的政治改革。亦稱熙寧新法。北宋自慶曆新政失敗後，社會的積貧積弱局麵日趨嚴重，然要求“改撤更張”的主張日益強烈。嘉皊三年(1058)，方調入京師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即上仁宗萬言書(《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提出“變更天下之弊法”的變法主張。但未被采用。治平四年(1067年)，趙頊即位，是為神宗。熙寧元年(1068)，王安石再上《本朝百年無事劄子》，重申改革的願望。二年(1069)，神宗任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遂設“製置三司條例司”，議定新法。後又於各路設提舉常平官，督促州縣執行新法。次年，王安石升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變法進入高潮。變法從理財、整軍和對科舉、學校製度的改革入手。理財新法為：均輸法，規定東南六路(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荊湖南北路)轉運使總掌各路財富及茶、鹽、酒、礬等稅收。根據朝廷及京師所需，及時調運物資，供應京師，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青苗法(亦稱常平新法)規定每年正月、五月，各地官府以糧或錢作本，聽民戶自願請貸。依戶等定請貸數額，自一等戶不過15貫至五等戶及客戶一貫半不等。
春貸夏還，秋貸冬還，半年取息2分，以“抑兼並，濟困乏”；農田水利法，規定凡各地與農業相關的水利設施，凡需修建或疏浚，均由政府計其工料費用，由“受利人戶”按戶等高下出資或出工。若工程浩大或勞力不足，亦可向官府借貸錢糧；免役法(亦稱募役法)，即將原按戶等輪流充任州縣官府差役，改由官府募人應役。所需費用由原差役戶按戶等高下分擔。原享有免役特權者，出“助役錢”，為免役錢之半；市易法，於都城開封(今屬河南)設市易務，控製市場，平抑物價。後改稱都提舉市易司，又於杭州(今屬浙江)、廣州(今屬廣東)、揚州(今屬江蘇)等地設市易務；方田均稅法，規定每年九月，由各縣縣官主持清查丈量管內土地，將畝數、土質及田主登記在冊，名為“方田”。各縣將所承擔的賦稅總額，按在冊的土地分攤，名為“均稅”。整軍新法為：保甲法，規定凡農村民戶每10家編為1保，5保為1大保，10大保為1都保。凡家有2丁以上，出1人為保丁。保長、大保長、都保證，擇家境富實且有才能者充任，負責維持治安，覺察奸偽；保馬法(亦稱保甲養馬法)，初試行於開封府，後推行於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凡義勇、保田願養馬者，每戶1匹，富戶可養2匹，由官府給馬或給錢自行購買。養馬戶可免征部分賦稅；軍器監，為管理武器製造的機構。
設於開封，下轄京城軍器坊及各州都作院；將兵法(亦稱置將法)，擇武藝高強，有作戰經驗的武官任正將，負責訓練本將(軍隊編製單位)兵士。科舉和學校製度的改革，有“貢舉新製”，規定進士科停試詩賦、貼經、墨義，改試經義、論、時務策。增設明法新科，考律令大義和斷案。王安石對《詩》、《書》、《周禮》重新注釋，編成《三經通義》，頒行全國，作為太學及州縣學教材，亦為科舉考試的答題標準。又嚴格各級學校的管理和考選製度，製成“太學三舍法”，將太學生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級，經月考，年考，成績合格，又未違反校規者，可升入上一級。上舍生考試成績上等者，可免科舉考試，直接授官。新法推行十幾年，收到富國強兵的效果，農業生產發展，朝廷收入增加，軍事實力有所增強，開始扭轉對遼、西夏的被動局麵。限製了高級官員的部分特權，減輕了農戶的賦役負擔，緩和了社會矛盾，部分地改變了積貧積弱的局麵。但新法也觸及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既得利益，鬥爭亦十分激烈。在保守派的反對和阻撓下，變法的推行尤為艱難。熙寧七年(1074)，王安石一度罷相。八年，複相。九年，王安石二次罷相，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此後，在神宗主持下，新法基本得以推行。元豐八年(1085)，神宗死，其子趙煦繼位，是為哲宗。英宗皇後高氏以皇太後身分聽政，遂起用司馬光為相，新法悉廢止。
【張擇端】
中國宋代著名畫家。見“清明上河圖”。
【清明上河圖】
中國古代著名風俗畫。為北宋畫家張擇端所繪。張擇端，字正道，密州諸城(今山東諸城)人。宋徽宗宣和年間(1119～1125年)任翰林圖畫院待詔。善畫風俗畫，尤其擅長以舟車、城郭、市肆、街巷、橋梁等作畫。該畫卷為張擇端傳世之作。畫卷全長528厘米，寬248厘米，描繪了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開封)清明時節的喧鬧繁華景象。畫麵起自汴梁城郊的田園農舍，一派恬靜的田園風光中，可見商隊正匆匆趕路。畫卷中部為汴梁城外道路兩房及汴河兩岸的熱鬧景象。商賈行旅不絕於道。道路兩旁布列著商號、貨棧和客舍等建築，河麵上各種舟船或泊或駛。在接近汴河拐彎處，一座形如飛虹的拱形橋橫跨汴河兩岸。橋下舟船往來，橋上攤販、商旅及各色人等摩肩接踵。自拱橋向前，已臨近城邊。畫麵上各種房屋建築頗多，商賈行旅穿梭往來，一派繁榮景象。畫卷的後部自汴梁城護城河、城門樓，至城內一十字街口處。這一部分的畫麵上，商號、酒肆及民宅等各式建築鱗次櫛比，街上行人、商販熙來攘往，熱鬧非凡。整幅畫卷人物眾多。場景宏大。生動形象地描繪了北宋都城的市民生活的商業的繁盛景象，其中有許多內容可與《東京夢華錄》等文獻資料相印證，是一幅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珍貴繪畫作品。該畫卷現收藏於故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