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充分發揮音樂教育的政治教化功能
陶行知在注重音樂教育審美性的同時，非常注重音樂教育的政治教化功能。他曾鄭重宣布：“教育沒有獨立的生命，是以民族的生命為生命。唯有以民族的生命為生命的教育，才算是我們的教育”。因此，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的緊急時刻，他積極走在政治鬥爭的前列，用教育做武器，向敵人展開英勇的戰鬥。在音樂教育上，他大量選用愛國主義的教材，給學生施行愛國教育、抗戰教育。在他支持下的新安旅行團、山海工學團等組織都逐漸壯大起來的同時，他又積極鼓勵育才的學生經常走出校門，入工廠，下農村、進礦區，用藝術用音樂向人民大眾進行愛國宣傳教育，以激勵其爭民主、爭自由的鬥誌和勇氣。他多次組織育才音樂組師生到重慶這個國統區的重要城市演出，讓國統區的中、上層人士欣賞革命歌曲，擴展教育範圍。音樂組師生在主任賀綠汀的帶領下舉行的這些“兒童音樂會”都非常成功，曾得到一批知名人士的讚賞，對抗日宣傳及對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揭露，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陶行知還身體力行，用實際行動配合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歌詠運動。他說：“我們要把民族自救的聲浪打到每一個聽眾的心裏去”。他還親自把這種“民族自救”的歌聲帶到國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用戰鬥的音樂進行抗日救國宣傳。1936年7月，他受救國會的委托，以“國民外交使節”的身份，自香港遠渡重洋，曆時3個年頭行程20萬裏，奔走於歐、美、亞、非大洲26個國家和地區之間，在各種場合，用各種手段，廣泛而深入地進行抗日宣傳。其中，唱抗日歌曲就是主要手段之一。他“教唱救亡歌曲，組織華僑歌詠隊，唱《義勇軍進行曲》，唱《新安旅行團團歌》。在開羅，他組織三十多人的中國留學生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在歸國途中的船上，還組織了一個歌詠團，請任光教唱救亡歌曲。這些舉動，極大地鼓舞了海外僑胞的救國熱情”表現中華民族不屈的吼聲，同樣也喚起了世界友人的同情和支持。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反動派反人民的嘴臉更加暴露無遺，陶行知堅決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毫不猶豫地投入到人民爭民主，求解放的洪流中。1945年，他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民族進行曲》歌詞，喊出人民的心聲：“把我們的生命，爭取我們新的自由。民主、團結到了最需要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大的吼聲，……我們萬眾一心，要做中國的主人。”積極開展民主教育運動，向人民大眾進行民主的和諧教育。他說：“民主教育應該是整個生活的教育”，“他應該是健康、科學、藝術、勞動與民主織成之和諧的生活，即和諧的教育”。這也就是說，藝術教育與民主生活應該是統一的。藝術教育必須和人民爭取民主的鬥爭相和諧，相一致。在新的政治形式下，同樣應該指導文藝當作投槍、當作炸彈，擲向敵人。
六、以正確的方法培養“天才”兒童
對“天才”兒童應施以正確的方法及早培養。為實現此夙願，陶行知於1939年在重慶創辦了著名的難童學校“育才”。育才“是一所中國式的運用現代化的教學方法的實驗學校”，育才的教學是成功的。著名曆史學家翦伯讚教授在兩遊“育才”後禁不住讚歎，“使人發現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奇跡”。在音樂上，育才培養出了陳貽鑫、程廷慶、杜鳴心、熊克炎，楊秉蓀等一批音樂家也是勿庸置疑的事實。
音樂幼苗的成長壯大，是對他們給予“適當的陽光、空氣、水分和養料，並掃除害蟲”的結果。對此，陶行知的具體做法是：
（一）因村施教，充分發揮學生的潛能。教學分組進行，音樂與戲劇、文學等並
列為七大組，其內部又根據學生的興趣，劃分為鍵盤、視唱、作曲、弦樂、聲樂等專業大組和各專業小組的學生，在學習一段時間後，可根據自己的興趣再轉組，或轉為其它專業，以達“使各人就性之所近，從容發展其才能”之目的。
（二）專業與基礎並行，以不致“揠苗助長”。設兩套課程：一是特修課，二是普修課，兩者比重是1：3，擺下了“專”與“博”的關係，體現了“讓他們健全而有效地發展”，而不是“揠苗助長”，不顧他的年齡和接受力及其發展規律，硬要把他養成小專家或小老頭子“的主張。
（三）注重師資質量，師生互助共進。為保證師資質量，采用了請進來、送出去的辦法：將好的老師請進來，如賀綠汀、李淩、（先後任音樂組組長）、常學墉等；將學生送出去，如1941年皖南事變以後，為躲避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音樂組遷到重慶江北觀音岩，學生們分別到偽中央樂團和音樂院，就學於專業對口的老師，如跟馬思聰、黎國荃學小堤琴，跟胡然學聲樂，跟範繼森學鋼琴等。
（四）過藝術的生活，創造藝術的環境。重視環境對人才成長的影響，倡導過藝術化的生活，”創造藝術之環境“。將環境藝術化、將藝術生活化，既提高了學生的藝術實踐能力，又提高了學生對藝術美的創造能力，藝術興趣、藝術修養及身心、理想、情操諸方麵都會在這種良性循環的潛移默化中得到升華。
（五）注重創造性學習，教學做合一。”教學做合一“的教學方法，在育才音樂教育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積極作用。”做“是紐帶，是有效聯結”教“與”學“的橋梁，可以有效地實現理論與技巧的統一，理性與感性的統一，更符合音樂藝術極強的創造性特點。”做“積極地發展著學生的創造性思維能力，加之在整體教學過程中有意識地培養學生的創造積極性，育才的成功是可想而知的。1941年8月，陶行知宣布”創造年“，將近一年的時間裏，音樂組的同學共創作歌曲27首，如陳貽鑫的《穀子在倉庫裏叫》等都非常優秀，成績卓然。
（六）走向社會，向人民大眾汲取營養。”社會即學校“。真正的藝術之源，真正能與”大眾的要求合拍起來“的音樂藝術之源，在廣大勞動人民如火如荼的生活與鬥爭之中。欲使這些”天才幼苗“不致枯萎，不致畸形發展，必須讓他們走向社會，到人民大眾中吸取豐富的營養。每周五的下午，育才音樂組的學生都要根據個人所長，或訪貧問苦，或將文藝節目送到田間地頭、工廠、礦區、或教工農子弟唱歌，與他們同樂同勞動。這樣，既增加了實踐鍛煉機會，又達到了向群眾做宣傳教育，幫助他們擦亮眼睛，認清蔣介石的反動麵目，提高抗戰熱情及向廣大人民學習並受其熏陶的目的；既積累了創作源，又增強了情感體驗；既提高了道德情操，又提高了社會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