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注意教材的民族性、大眾性。內容風格民族化、大眾化，不脫離民族文化的語境；不盲目地選用外來音樂教材，堅決摒棄具有奴化色彩的教材。注意兒童的心理及語言特點，寓深刻的道理於淺顯易懂的歌詞之中。藝術性與思想性並重。既具有形式美，又能體現大眾的需要，唱出人民的心聲，符合時代潮流。
總起來說，所選歌曲體裁主要有兩大類型：民歌及民歌填詞歌曲；具有民族風格特點的新創歌曲。
陶行知說：“我們的勞苦大眾自己創造的山歌也不錯”。1927年，他自己作詞的《鋤頭舞歌》《鐮刀舞歌》等就是采用南京曉莊的山歌調創作的，由於學生們喜聞樂唱，“流傳於國內外”。另外，陶行知一生中或以民歌填詞，或與趙元任、任光、呂驥、賀綠汀、冼星海等進步作曲家合作譜寫的歌曲有四五十首之多，如《農民破產之過程》《手腦相長歌》《曉莊師範校歌》、《兒童工歌》等，都是人們百唱不厭、流傳甚廣的歌曲。這些歌曲能夠廣泛流傳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曲調的大眾化、民族化、口語化。比如與陶行知合作最多的趙元任先生，他以深厚的語言功底與清湛的作曲技巧相結合，開我國歌曲創作民族化之先河。由陶行知作詞，趙元任譜曲的歌曲有十多首，如《自立立人歌》《村魂歌》《小先生歌》等。兩者就是歌詞適應兒童年的思維和語言特點，符合兒童生活和心理特征，內容的通俗性與哲理的深刻性並重。如在《自立立人歌》中唱到的：“吃自己的飯，滴自己的汗，自己的事自己幹，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漢”等等。這些歌曲的感染力是強大的。陳宏韜在《憶曉莊.念陶師》一文中說：“每當我們唱起‘手把鋤頭鋤野草呀，鋤去了野草好長苗呀……’的時候，頓時熱血沸騰，一股革命的力量便油然而生。直到現在，犁宮拂曉的歌聲還在鼓舞著我們前進”。
（二）優秀的大眾歌曲
大眾歌曲是大眾音樂，是最易流行、影響最廣、收效最大的音樂形式，因而，陶
行知極其推崇大眾歌曲在大眾音樂教育中的價值。他認為：“優秀的大眾歌曲是大眾心靈的呼聲”它們不是憑空捏造的，是音樂家“站在大眾的戰線來做鬥士”，與“大眾共同創造出來的”，因而最能表達大眾的願望與要求。大唱大眾歌曲的目的，就是要讓“大眾歌曲如日中天”，消滅一切害人的“微生物”（即那些麻醉大眾的奴化歌曲及靡靡之音）讓千萬、萬萬乃至全國的人在雄壯的“大眾之美”當中，走向民主、自由，走向國家的昌盛、民族的解放。
他認為優秀的大眾歌曲主要有：戰鬥音樂，其為最偉大的一類，聶耳的歌曲最典型；與戰鬥音樂相結合的戀歌。戀情與革命打成一片，使戀愛受著革命領導的時候，武裝的戀歌就成為偉大的作品；工歌，它是戰歌的一種，是與自然界和和剝削者戰鬥之呼聲，是大眾愛吃的家常飯。他定的大眾歌曲選擇標準是：“一要意識前進；二要歌譜有精神；三是歌詞不違背大眾語”。
四、大眾音樂教育須采用適合大眾的教育方式
實施大眾音樂教育麵臨的主要問題有二：一是師資，二是教育方式。對此，陶行知采用了獨創性的解決方法。
（一）師範教育的藝友製
藝友製是陶行知在1928年提出來的。“藝友製是什麼？藝便是藝術，也可為手藝。
友就是朋友。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學做藝術或手藝就是藝友製。所以要想做好教師，最好和好老師做朋友，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學做教師，便是藝友製師範教育”。因此，他建議“凡學校有一藝之長的教師便可招收藝友。從幼兒園到研究所，隻要符和這個條件，都可以試行藝友製。假使中國現有二十萬學校個個有把握，便個個可招收藝友、個個可成為訓練教師之中心”。當然“一藝之長”並非專指藝術師資，亦包括有其它特長的老師。如圖畫家、音樂家、雕刻家、戲劇家、著作家、新聞家……皆可招收藝友。
把旨在快速培養有實際工作能力的藝友製作為和師範學校“相輔相成”的一種機製，確實是一個大膽而有價值的設想。陶行知首先在南京六所學校推行了這一製度，效果不錯。但由於許多客觀原因，特別是當時具備招收藝友把握的學校甚少，沒有真正推廣開來，但充分體現出陶先生為盡快解決師資問題所費之苦心。
（二）鄉村教育的小先生製
小先生製是陶行知為盡快普及鄉村教育所推行的又一舉措。小先生製的中心指導
思想是“即知即傳人”，“用大孩子去教小孩子”，或者“用小孩子去教小孩子”。他所創辦的許多鄉村學科、兒童自動學校、工學團、工學隊等，都普遍采用小先生製。陶行知曾多次撰文對實行小先生製的意義及如何進行小先生製進行闡述、推廣，使之成為有計劃、有組織的製度。他親自設計小先生履曆成績表，並開展比賽活動給予鼓勵。
胡同炳在《陶行知與兒童自動學校》一文中回憶道：“陶先生的指導，農民的支持，給我們增添了力量。大家推選沈廣鑫……和我共十位同學擔任小先生，並分了工，有的教國語，有的教美術，有的教自然、音樂、圖畫……。我們這十幾個娃娃年齡最大的不過十七歲，小的隻有十一二歲”。小先生製的推廣對音樂的傳播特別是進步歌曲的傳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利用歌詠團的形式，進行社會音樂教育
陶行知一直積極支持大眾化的集體歌詠形式，以擴大音樂教育麵。突出的實例之
一是對新安旅行團活動的支持。新旅是在陶行知的直接關懷和倡導下，以其親手建立並兼任校長的新安小學為基礎發展壯大起來的。“從1935年10月成立，到1953年2月在上海同其它兩個文藝團體合並為上海實驗歌劇院為止”，共存在17年的時間，途經18個省、市，行程4萬5千裏。新旅是陶行知生活教育論成功的典範。新旅的成績是不可估量的，不僅為群眾藝術教育起到了促進作用，還培養出不少專業人才。
對社會上其它大眾歌詠形式，陶行知同樣給予熱情的稱讚和鼓勵。他認為“劉良模先生所創辦的民眾歌詠團是大眾音樂以最正確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大眾唱歌的形式是推行大眾音樂教育最有效的方式。“從前韓信將兵多多益善，大眾唱歌團的團員和大眾是越多越好”。無論工廠、學校城市、鄉村、機關、軍隊，都要因地製宜，“照民眾歌詠團的辦法”，組織各種規模、各種形式的歌詠團體，讓群眾歌詠遍及全國各地。
無論是藝友製、小先生製，還是提倡群眾歌詠形式，這些方法都是陶行知根據中國的國情，結合當時的社會生活現實所探出的新路子。特別是藝友製和小先生製，更是中國教育及世界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創舉，為我國的新教育運動輸入了新鮮血液。這些方法的運用。為大眾教育、大眾音樂教育的盡快普及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