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由高壽田譯述、曾誌忞校訂的《和聲學》出版，被教育部審定為師範學校、中學教科書，這是我國最早的和聲教科書。
自20世紀初期以來，至民國成立時，興辦的各種類型音樂教育機構所采用的辦學體製、課程設置、教材教法等方麵，差不多都在效法歐洲或日本學製，還未形成自己的體係，但這些機構的建立以及為創建它而付出辛勤勞動的開拓者們，卻為我國後來音樂教育事業的發展，培養了眾多的師資和人才，逐漸地完善了音樂教育建製所需的課程內容，其中亦不乏理論研究。
1922年，全國教育聯合會通過了“新學製”。在頒行的新學製課程設置中，音樂課被列為小學六年及初中三年每學期均必修的科目。同時延聘專家草擬以適用於中小學的《音樂科課程標準綱要》。這在中國現代普通音樂教育發展中，是一項具有指導意義的理論建設工作。此後，圍繞中小學音樂教學的有關問題，在部分音樂教師中，曾展開理論性的探討。劉質平作為上述《音樂科課程標準綱要》的主要起草人，也參與了這次討論。他認為：中小學音樂課的標準“宜淺不宜深，宜簡不宜詳”因為“淺則可以平均發展，簡則有活動的餘地”。他還認為：根據小學、初中不同的教學對象，應采取相應的音樂教學方法和標準，如小學音樂課的主要目的是“發展兒童活潑的天性、涵養和愛的感情”，對本課程要求應該是“根據兒童的知識、思想和能力的標準”做到“教育的分量重，技能的分量輕”；而初中音樂課的目的是“一方麵涵養美的感情和融和的精神，一方麵養成識譜和唱歌的能力”，因此“教育和技能兩方麵是並重的”等等。對待音樂教材的編寫，他尤為重視，指出：“無一定標準，不能施適當的教育；無良好的教材，不能達教育目的。”他嚴厲批評當時已出版的某些唱歌書在編選上“違背音樂教育原理”，“錯誤很多”疾呼當局予以嚴禁，並提醒防止出版商“趁著新學製施行的時期，作為擴充營業機會，蒙混一時，貽害無窮”。他甚至斷言：“此次新學製議定後的唱歌書，如再由書局任意出版和教育部的糊塗審定，那我中華民國的音樂教育，永無達到音樂教學目的的一日。”
與此同時，吳夢非、李榮壽、劉廷芝等音樂教育家，也都先後發表過許多有關中小學音樂教育的理論文章。這種圍繞音樂教育的理論探討，對音樂教育事業的促進，無疑起到積極的作用。
1928年，柯政和創辦了以出版發行音樂書譜為主的“中華樂社”，出版了大量由柯政和編著、翻譯的音樂書籍，這對於當時十分缺乏音樂書譜的社會來說是一件大好事。1930年，柯政和編寫的《音樂通論》（附音樂辭典）出版，是當時我國出版的音樂基本理論著作中比較係統的一本，同時也是音樂家在北京師範大學教“音樂通論”課經驗彙總的教材。此外，為了“人人都有豐富的音樂常識”，柯政和創辦了通俗性的音樂刊物《新樂潮》，從1927至1929年，在艱難的條件下慘淡經營，堅持辦了3年。他在這個刊物上發表了40來篇音樂文章，內容涉及作曲家、作品介紹，一般音樂知識，音樂欣賞方法等。
此外，由於西方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日益普遍，基督教音樂（聖樂）在中國的傳播亦逐漸深入，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編輯、出版了幾本影響較廣的聖歌集，如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校會組編印的《有譜青年詩歌節本》（1928年），閻述詩集譯並編輯的《新舊約聖詩集》（1929年），趙紫宸編輯的《民眾聖歌集》（華北公理會1931年出版）和趙紫宸、範天祥合編的《團契聖歌集》（燕京大學基督教團契1931年出版）等。這些聖歌集與以往由外國傳教士編印的不一樣，主要是由中國宗教界人士或音樂家編輯的，部分聖歌的詞、曲已經由中國人自己創作，自此開始了聖歌中國化的初步嚐試。
近代專業音樂理論教材的編著，重要的還有肖友梅於1927年出版的《和聲學》、1928年出版的《普通樂學》。而鋼琴、小提琴等器樂演奏教程，在1930年前出版甚少，其間有豐子愷編《鋼琴彈奏法》一冊，開明書店出版。在30年代中期，豐子愷又編了一部《鋼琴名曲選》（二冊），開明書店出版。頭一篇便是經過他介紹而廣為人知的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但在此樂曲集中，《月光奏鳴曲》所用標題為《嬰C短調朔拿大》。“嬰”即“升”，短調即小調，“朔拿大”乃奏鳴曲之音譯。都是借用日本的名詞。這部曲集在當時彌足珍貴，為當時中國人自己印刷出版的唯一的鋼琴名曲選。大抵在三、四十年代，商務印書館還出版過一本《進行曲》，收了些極其簡單的小曲，而美國人威爾編的《鋼琴名曲270首》翻印本卻充斥於上海的琴行。所有這些表明，此前中國對鋼琴或小提琴演奏教學法及教材的藝術研究、出版幾近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