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後的30年間，新音樂的勃興與傳統音樂地位的下降，使中國的社會音樂結構產生了曆史性的變化。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因為得不到政府的重視而處於一種自然延續的狀態之中，隨同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閉關自守的中國門戶以後，兩種相互聯係、但又相對獨立的音樂形態共同構築了這一時期中國的音樂文化。一種是在西方音樂文化影響下而新興的音樂藝術；另一種是中國古代傳統音樂的繼承與演進。
新興的音樂文化對傳統文化形成了一定的衝擊。並且，這兩種文化從一開始就滋生於相互影響、相互吸收和相互融合的文化轉型中，但又保持著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質。在動蕩的社會舞台上，新興的音樂文化和傳統的音樂文化各以其多彩多姿的態勢，順應著時代的發展和革命的需要而產生著新的、寶貴的音樂文化成果。
當然，西方音樂作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融入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革的潮流，在中國的廣為傳播或者說真正被接受，不是靠傳教士的輸入，而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主動選擇。尤其是在有了學堂樂歌及相應的新音樂啟蒙之後，新文化變遷的開端實際上己經開啟。
我國傑出的民主主義革命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的號召和“為人生的藝術”的口號，成為當時多數音樂家、音樂教育家進行音樂實踐活動的出發點。蔡元培先生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的身份，先後提出了“五育並重”、“以美育代宗教”、“美育救國”等創見。他認為“人生不外乎意誌，人與人之互相關係，莫大乎行為。故教育之目的，在於使人人有適當行為。”“欲行為之適當，必先有兩大準備，一、計較利害，考查因果，以冷靜頭腦判定之，凡保身衛國之德，屬於此類，賴智育之助也。二、不顧禍福，不計生死，以熱烈之感情奔赴之，凡與人同樂，舍己為群之德，屬於此類，賴美育之助也。所以美育者，與智育相輔而行，以圖德育之完成者也”。在這裏蔡元培把德、智、美三育的關係闡述得非常清楚。關於“以美育代宗教”之說，他認為“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有界的”。社會的進步必先改變人們的思想與精神，而思想與精神的改變首先要衝破宗教勢力的羈絆，這是社會向前發展的先決條件，也是當時社會亟待變革的根本問題。蔡元培先生的審美思想影響是深遠的。從此，美育在學校教育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一批曾去日本、歐洲研習過音樂和音樂教育的新知識分子，及一些在學堂樂歌活動期間初具現代音樂知識的業餘音樂愛好者，積極響應這一號召，由此興起的專業音樂活動，在思維、行動、體裁、題材、審美、作曲技法各方麵，從本質上表現出了同傳統音樂文化的差異性。就在與傳統音樂文化的激烈碰撞之中，新興的音樂文化得到了長足發展。20世紀20年代，以肖友梅、趙元任和黎錦暉等人為代表的專業音樂創作，在“五四”之後才有了真正的發展，這批作曲家對近代中國音樂文化、中國音樂教育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一、現代音樂教育發展的脈絡
1919年至1949年間，我國的音樂教育發展大致分為以下幾個方麵：在普通音樂教育方麵，繼國民政府教育部在1919年前公布的一係列教育法規以後，又於1923年頒發了《課程設置綱要》，其中規定：小學六年、初中三年均設音樂課，並將“樂歌課”更名為“音樂課”。此後，教育部又對音樂課程設置、課時等進行過多次調整。音樂課程設置的變化與社會、政局不穩有關，它說明我國普通音樂教育還處在探索階段。1934年教育部分別設立了音樂教育委員會及中小學音樂教材編訂委員會。1933年由江西省推行音樂教育委員會主辦的《音樂教育》雜誌問世，以研討音樂教育為中心內容的刊物《樂風》於1940年出版。
由於我國現代音樂文化的建立和發展開始主要集中於中小學音樂教育和群眾性歌詠活動，因而使小型聲樂體裁的作品，在這30年間得到突出發展。其中包括為學校寫出了質量較好的音樂作品及教材，例如肖友梅、趙元任、黃自等人都在這方麵有了不起的貢獻，他們的一些作品至今仍然是中小學生所喜歡的歌曲。特別要提出的還有黎錦暉的兒童歌舞劇及歌舞演曲，不僅盛行於中、小學生中，而且成為當時人們文化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此外，一批音樂理論著作、論文、譯作的發表，也起了促進學校音樂教育的發展，提高音樂教育工作者理論水準和實際教育能力的作用，例如豐子愷編譯的音樂理論知識通俗讀物；王光祈、肖友梅、朱謙之等人有關音樂史、和聲學等方麵的論著等。
20年代至40年代末，我國的音樂師範教育也有了很大的發展。音樂師範教育主要任務是為中小學培養音樂師資。1941年國民政府教育部進一步明確規定各省市應根據需要指定師範學校一校或幾校，分別設置音樂師資班。次年又公布了音樂師範科課程設置及教學計劃。我國較早的、正規的音樂師範教育應首推吳夢非等人籌辦的私立上海專科師範學校。1919年初辦時，在高師科、普師科中設有圖音、圖工兩組。1922年改名為上海藝術專科師範學校。20年代至40年代我國師範音樂教育發展迅猛；一大批師範院校設立了音樂係科。主要有：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河北女子師範學院、國立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國立女子師範大學、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江西省立體育師範專科學院、國立北京師範學校、國立重慶師範學校等，它們為各類學校輸送了大批音樂師資，培養出許多音樂家和音樂教育家，成為國民音樂教育中的一支生力軍。
我國專業音樂教育是在音樂社團和師範音樂教育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小學校和師範學校音樂教育迅速發展的形勢，迫切要求建立起專業的音樂文化學校，為社會培養和提供大批專業音樂人材。從1919年起，一批音樂社團紛紛建立。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中華美育會、中華音樂會、大同樂會等社會音樂團體。其中，北大音樂研究會，蔡元培親自擔任會長。肖友梅、楊仲子、王露等人為導師。這些社團具有業餘性和臨時性，是以反對封建文化統治和倡導美育為根本主張的社會學術團體。它們的主要活動內容是：組織學習西洋音樂理論知識和進行有關鋼琴、提琴、唱歌、古琴、琵琶、昆曲等音樂表演技能的傳授；組織音樂演出活動；挖掘、整理、研究傳統國樂，介紹和翻譯西洋音樂理論。“因此，這些音樂社團實際上已成為我國最早的一批音樂學校”。與此同時，教育界也湧現出一批設有音樂學科的高等學府，如北大音樂傳習所、國立北京藝術專門學校、私立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等；一些教會學校開辦的高等院校也陸續開設了音樂係，如燕京大學、滬江大學等。這些學校大多辦學時間較短，師資、設備簡陋，課程設置及專業類別不夠健全，辦學方針主要是參照歐美音樂教育體製，以傳授西洋音樂知識和技能為主要教育內容，但也兼設國樂方麵課程。1927年，我國自辦的、體製和規模較為完備的第一所專業音樂院校-上海國立音樂院正式成立。1929年改名為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同年該校正式開設師範科，為我國專業音樂院校增設師範係科首開先河。上海國立音樂院與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的建立與發展，與我國著名音樂教育家、作曲家肖友梅是分不開的，他是中國現代音樂教育的奠基者之一。他主張“一方麵改良學校的音樂功課，一方麵檢定音樂師資，鼓勵創作發揚蹈厲的新歌新曲，注意專門音樂教育”；“教音樂的人要把教材慎重選擇，凡有輕佻、淫蕩、頹廢性質的絕對不可采用，須多教授莊嚴、優美、雄壯的樂曲、歌曲，領導學生向高尚的方麵走”。肖友梅除擔任行政領導工作，還親自為專業和普通音樂教育編撰教材，創作歌曲。
繼上海國立音樂院成立後，一批音樂教育專業院校開始出現，如國立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私立京華美術專科學校、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等。
專業音樂家參與中小學音樂教育工作，對30年代我國普通音樂教育體製的完善和教育質量的提高，起到關鍵的作用。在他們的努力下，教育主管部門曾作過規定：小學音樂教學一律使用五線譜和固定唱名法，要給兒童欣賞昆曲；初中音樂課要係統講授音樂理論知識，包括學習初級和聲學等。從黃自、應尚能、張玉珍等編著的《複興初級中學音樂教科書》中完全可以看到上述意圖。
1935年以後，隨著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學校成為抗日救亡的重要宣傳陣地，廣大的中、小學音樂教師通過音樂課，向學生傳唱了大量優秀的抗日救亡歌曲。其中，聶耳、冼星海、任光、張曙、麥新等人的作品適應革命鬥爭的需要，反映了當時廣大群眾堅決要求抗擊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激情，成為學校音樂教育的重要內容，有力地配合了政治形勢的需要，完成了具有曆史使命的宣傳鼓動和激發鬥誌的任務。戰爭期間，由於政治、經濟等方麵的原因，音樂教育事業與其它教育事業一樣曾一度出現了發展緩慢與不平衡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