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爆發後，根據地為了配合政治形勢的需要，在毛澤東、周恩來等同誌的倡議下，1937年組建起一所由無產階級領導的綜合性藝術學校－-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次年成立音樂係，呂驥、冼星海先後任係主任。該係的教育方針是：研究進步的音樂理論與技術；培養抗戰的音樂幹部；研究中國音樂遺產；推動抗戰音樂的發展；組織、領導邊區的一般音樂工作。該係設置了多種演出、研究、創作機構，編印出版了音樂刊物，發表了許多有價值的理論文章，創作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及合唱、歌劇等作品，為我國造就了眾多革命音樂家和音樂工作者。此後，在敵後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又陸續建立了一些類似的音樂教育機構。這一時期，國民黨統治區對原有的音樂教育單位，進行了一定的調整、充實與合並，並建立了一批新的專業音樂教育機構。較著名的學校有：國立福建音樂專科學校、國立歌劇學校、私立西北音樂院、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音樂係等。
二、學堂樂歌的流播
學堂樂歌在20世紀20年代以後的發展，始終貫穿於當時的社會革命運動之中。基本內容以人們對國家、民眾的關心熱愛和尚顯稚嫩的藝術為主。學堂樂歌的歌詞作品可按軍歌（隊列歌曲）、女子歌曲、兒童歌曲、一般歌曲加以區分。倘若要論及其所發揮的重大曆史作用，則是其中最主要的音樂體裁——-進行曲或隊列歌曲直接影響了“五四”後工農革命歌曲的誕生。除卻受革命運動影響的群眾歌曲之外，以黎錦暉的兒童歌舞表演音樂和以齊唱為主的學生歌唱音樂也是二三十年代新音樂中重要的部分。
（一）革命的歌聲
“五四”前後，完全由作曲家新創作的群眾歌曲逐漸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代表作曲家有肖友梅、趙元任、黎錦暉等人。他們創作的體裁主要是群唱式的歌曲，或者齊唱，或者領唱、合唱相間，或者小型多聲部合唱。也有適於一般群眾歌唱的通俗獨唱曲。這時的群眾歌曲風格，以進行曲為多。這些為社會而寫的歌曲，較之此前絕大部分寫學校生活的學堂樂歌，有著更廣闊的社會視野，這些創作歌曲的出現和傳播，逐漸取代了填詞、改編為主的局麵，它們吸收了學堂樂歌的創作經驗，歌詞大多采用白話文，寫得比較通俗，音樂也比較注意中國風格的體現。
肖友梅這一時期創作的適合於群眾集體歌唱的音樂作品大多與反帝愛國鬥爭有關。代表作品有為紀念“五四”五周年而作的《五四紀念愛國歌》(1924年，趙國鈞詞），濟南慘案發生後寫的《國恥》、《國民革命歌》（1928年，姚慎詞）、《國難歌》(1928年），“九.一八”事變後寫的《從軍歌》（1931年）等，表現了作曲家的愛國之心，音樂屬進行曲風格。
趙元任基於關心現實、熱愛祖國、同情民眾、爭取民主的立場出發，寫了不少有著多樣形式與風格的群眾歌曲，反映了他的人生理想，從一個側麵展現出了20年代的進步傾向。有多聲部合唱《嗚呼！三月一十八》（1926年，劉半農詞），又有領唱、齊唱相結合的作品《勞動歌》(1922年，詞選自“星期評論”），還有通俗性的獨唱等等多種多樣的創作，顯示了趙元任在群眾歌曲創作上認真的創作態度和有意識的藝術追求。
20年代群眾歌曲除了少數新創之作外，仍有大量作品是選曲填詞或作詞配曲而成。首先，在“五四”時期，隨著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世界上的革命歌曲也傳到了中國。加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爆發等一係列重大的政治事件，在音樂領域中最直接、最鮮明的反映，就是出現了大批配合政治運動需要的群眾歌曲。這類歌曲的特點是：堅定的節奏和昂揚的旋律，具有鮮明的鬥爭氣質。這種傾向反映了工農兵群眾在革命戰爭時期對歌曲的要求：奮發的音樂氣質與高昂革命標誌的結合。
1921年，長辛店工人紀念“五一”節時所唱的《五一紀念歌》及1922年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時期所唱的《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部歌》、《工農聯盟歌》等樂歌，歌唱了當時人們的理想。1923年京漢鐵路大罷工中，出現了《奮鬥歌》等，唱出了工人階級團結打倒軍閥的決心。
1923年6月，在《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上同時發表了瞿秋白於1920年譯配的《國際歌》和他自作詞曲的《赤潮曲》，這是中國工農革命歌曲創作最早的作品之一。在1925年爆發的“五卅”運動中，群眾高唱用工農群眾熟悉的城市小調和山鄉民歌的音樂，如用《孟薑女》調填配的《五卅運動》，用《蘇武牧羊》填配的《救國歌》，以及《五色國旗當中飄》等。隨後在北伐戰爭中傳唱出的《國民革命歌》和《工農兵聯合歌》（即用學堂樂歌《中國男兒》的曲調填詞）等帶有進行曲風格的歌調，唱出了響亮的革命口號和革命鬥爭的目標。諸如此類的歌曲是直接為工農兵歌唱和宣傳革命而寫的，其中不乏廣為傳唱的佳作，反映了工農兵群眾對新音樂的接受方式和程度。
在1926年“省港大罷工”運動中也曾出現了許多以當地流行的粵調來填詞的革命歌曲。在著名的“海陸豐農民運動”中，革命家彭湃等人也曾利用當地的民歌、童謠寫了許多群眾歌曲，如《田仔罵田公》、《五一勞動節》、《農會歌》等。廣西壯族農民在韋拔群的領導下，掀起的聲勢浩大的農民運動中，傳出了至今還在流傳的用壯族山歌編配的《列寧岩成立講習所》等革命工農歌曲。
無論是專業作曲家創作的作品，還是群眾運動湧現出來的創作歌曲，或者是仿學堂樂歌依曲填詞的作品，都無一例外地造就了中國近代群眾歌曲所強調的愛國主題，其表現形式以漢語新詩為歌詞主體，以進行曲風的律動為基礎，以激昂奮發、積極向上的麵貌為藝術特征，直接促成了30年代以抗日救亡救國為主要內容群眾歌曲的大量產生和廣泛流傳。
中國共產黨1927年組建了工農紅軍，在其進行的史無前例的、驚心動魄的革命活動中，湧現出了大批反映紅軍生活及革命根據地人民鬥爭的歌曲，除少數創作外，大多是采用民歌小調、古代歌曲、學堂樂歌的曲調，並根據歌詞內容和感情需要給予了一定的創新。如《打南溝岔》、《八月桂花遍地開》、《盼紅軍》、《橫山裏下來些遊擊隊》、《劉誌丹》等。紅軍歌曲中，選用蘇聯及歐洲革命歌曲填詞的占有顯著地位，如《共產兒童團歌》就是根據蘇聯少先隊歌曲《在簧火旁》的部分曲調填詞而成的。自作曲調的作品除瞿秋白的《赤潮曲》外，還有秦邦憲作詞、崔音波譜曲的《擁護工農兵大會歌》。1926年，中國青年社出版由求實編集的《革命歌集》，是這一時期第一本革命歌曲集。
（二）音樂普及活動全麵開展
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標誌著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教育，包括土地革命時期蘇維埃地區的教育、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教育、解放區教育，在物質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對音樂教育給予了盡可能的重視。首先，作為提高人民政治思想覺悟和激發人民革命鬥誌的一條有效途徑，群眾性的文娛藝術教育活動在革命根據地受到普遍重視；其次，盡管教育環境惡劣，教育整體水平並不高，但各級學校仍普遍開設了音樂、美術、戲劇等藝術課程（或叫文娛課程）。如《晉察冀邊區文化教育會議文化教育議決案》在課程設置方麵就規定了藝術課程的比例，初級小學：工藝10%，唱歌5%，遊戲10%；高級小學：美術5%，音樂5%；中學：音樂3%，美術2％，工藝2%；師範：藝術科（音樂、戲劇、美術等）10％。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革命根據地的音樂藝術教育，為新中國音樂教育事業的起步與發展積累了可供借鑒的經驗，奠定了一定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