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由中國人作曲的學堂樂歌數量更少，主要原因在於全麵掌握西方作曲技法的作曲家很少。最早用西洋方法作曲的學堂樂歌《黃河》，係沈心工於1904年根據楊度創作的歌詞譜寫的。其後有早期作曲家朱雲望，在民國初年為沈心工作詞的《美哉中華》譜曲。此外，沈心工作曲的樂歌還有《采蓮曲》《革命必先格人心》等。李叔同作曲的有《早秋》、《留別》《我的國》等。朱織雲也為《木人戲》、《新村》（均沈心工詞）等作曲。此外還有溥侗為《鞏金甌》（嚴複詞）所配的曲，鄒華民譜寫的學生“修身”歌曲如《尊師》《父母》、《交友》、《家》（均田北湖詞）等多首。總之，當時由國人譜曲的學堂樂歌可謂“鳳毛麟角”，水平也很有限。但是，它們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歌曲創作的真正開端，其所具有的曆史意義不言而喻。
（三）學堂樂歌的興起發展與西洋音樂傳入有關
1840年後，西洋教會的傳入，教會學校、教會音樂、“唱詩班”等為中國帶來了外國音樂作品、樂理——-樂器。世紀之初，學習先進科學文化的人士大多東渡日本，這些留學生中以學習政治、科學的居多，亦不乏有誌於音樂的青年，為尋求救國之路，學習日本音樂教育。從音樂角度看，日本自1868年明治維新後即開始接觸西方音樂文化。他們首先采用西方在學校開設音樂課的體製、教材、教法，以培養合格之日本國民。正如1906年留學於日本的湯化龍所說：“扶桑島國，吸星宿之流而揚其波，音樂專科，永定學製。三尺童子，束發入塾，授之以律譜，教之以歌詞，導活潑之神，而牖忠愛之義，浸淫輸灌，養成能獨立能合群之國民，黑子彈丸，一躍而震全球之目”。從中不難看出，中國留日學生當時日本音樂教育之關注並受其啟發而加深了歸國從事國內樂歌活動的使命感。他們在國外所從事的音樂活動，諸如組織音樂社團、編創樂歌、出版音樂刊物以及舉辦音樂會演出等，給國內當時正處於萌芽狀態的樂歌活動以積極影響。這批留學生學成歸國後，作為中國第一代音樂教育啟蒙者，身體力行，直接投身於學校音樂教育的行列。
此外，隨著資產階級新文化運動的開展，近代音樂文化也不斷影響到國內社會各階層，中國人在實際生活中已開始接觸到從日本或歐美引進的音樂。還有基於對傳統音樂進行改革思潮中出現的對中國傳統音樂的猛烈攻擊，更激化了中國音樂的急遽變化。因此，學堂樂歌作為中國普通音樂教育興起的主要內容、形式並形成一時風尚，可以說是時代潮流發展的必然趨勢。
（四）學堂樂歌的曆史貢獻
學堂樂歌是中國音樂文化在20世紀初出現的一個新事物，它衝擊了封建的閉關鎖國政策，對我國近代音樂文化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從中國音樂的發展演變來看，它的曆史意義主要在以下幾方麵：
第一，為中國近代音樂史奉獻了一批早期的優秀聲樂作品，這些作品歌詞聲情並茂、朗朗上口，曲調清新俊逸、曆久難忘。從許多樂歌的歌詞中，還可以讀到作者苦心突破舊體詩詞的格律，試圖開創新的詩歌語言和形式。在某種程度上來看，從一些樂歌歌詞中，還可以發現新詩發展的軌跡。
第二，學堂樂歌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是中國對西方音樂的一次比較深入的“開放”。早期樂歌作者習慣於采用外國歌調填詞，許多外國歌曲就是通過學堂樂歌傳到中國來的。比之基督教讚美詩和宮廷音樂，學堂樂歌的影響範圍要寬廣得多，它不僅開始了中國的學校音樂教育，在“學堂”中對青少年學生產生影響，又通過這些青少年對全社會都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在很短的時間內，其影響力甚至超過了中國的傳統音樂。
第三，一些優秀的學堂樂歌適應了社會變革的需要，宣揚了愛國主義和民族自強意識，宣揚了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革命思想，衝擊了沒落的封建製度，對社會的進步產生了推動作用。一部分優秀的學堂樂歌直到30年代，甚至40年代還在學生和民眾中傳唱。有些樂歌，如《中國男兒》在20年代以《工農兵聯合起來》廣泛流傳於全國各地。《蝶與燕》則以《勞動童子團歌》傳唱於革命高潮地區。其它如《送別》、《蘇武牧羊》等，則流傳了整個20世紀。
第四，學堂樂歌不僅為許多革命歌曲提供了音樂素材，逐漸奠定了中國近代聲樂創作的地位，還形成了一種集體歌唱形式，即後來被稱作為“群眾歌曲”。這種為大眾歌唱而創作的歌曲體裁，其內容多與政治、社會活動有關，常在群眾性活動中演唱。其音樂結構以簡單、小型者為多，音域不太寬，很少轉調，一般都是分節歌；篇幅不大，語言通俗，多采用齊唱或簡易合唱的形式。到30年代救亡歌詠運動中，中國進行曲體裁的群眾歌曲己走向成熟。
第五，通過樂歌的傳唱和樂歌為主的學校音樂教育，向中國大眾尤其是學生開始較係統地把西歐音樂理論基本知識技能（包括線譜、簡譜記譜法，樂器演奏法等）及音樂會演出等表演形式予以推介，豐富了音樂修養，活躍了音樂生活。一些西洋樂器如：風琴、鋼琴、小提琴等逐漸對群眾音樂生活產生了實際影響。這一切，都具有啟蒙意義。
因此，學堂樂歌可以看作是我國近代音樂教育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開端，也是中國音樂文化變遷過程中從模仿到創造的過渡階段。它不僅是當時中國學習“新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學堂樂歌還是中國新音樂創作的“萌動期”，它為“五四”運動時期中國音樂的發展創造了必要的條件，為中國第一代作曲家的出現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當然，樂歌課在引進過程中，其發展水平不僅在地區、城鄉、校際之間非常明顯，在教學內容、教學形式諸方麵也會參差不齊。顯然，一種外來音樂形式要在中國全麵普及尚需時日。作為中國音樂曆史上的新品種，學堂樂歌的出現不僅有著深刻的社會內因，還有著鮮明的外力作用。它“對於學校音樂教育的啟蒙，對於中國走向近代化社會的行程，起到了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