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堂樂歌的勃興
按照中國近現代音樂教育史的劃分，中國近現代音樂教育劃分為兩個時期。1840年至1919年為近代，即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919年至1949年為現代，即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1840年“鴉片戰爭”打開了清政府閉關自守的大門。由於外來經濟、文化的衝擊，使國內的政治製度發生了巨大變化。盡管“洋務運動”、“維新運動”等政治經濟革新以失敗告終，但是促進了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新文化的發展。在教育上的重大突破是：興辦學堂教育，廢除科舉製度，調整教育結構，更新教學內容。“學堂樂歌”的出現，成為中國近現代音樂教育的重要標誌，音樂課正式列入國家教育計劃。中國音樂教育曆史從此開始了新篇章。
所謂學堂樂歌是指20世紀初期，隨著新式學堂的建立而興起的歌唱文化，一般指學堂開設的音樂（當時稱唱歌或樂歌）課或為學堂歌唱而編創的歌曲。
學堂樂歌的發端可以追溯到1898年。百日維新中，康有為提出了廢除八股、遍設學校的主張。戊戌政變後，梁啟超等人積極提倡在學校中設立樂歌課，這是我國音樂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關於設立樂歌課程的主張。1903年起“音樂”被列為女子師範學堂課程，此後幾年間，新式學堂陸續開設了唱歌課，從而在普通學校中形成了一種學校音樂文化的雛形，即以教授新式歌曲和歐洲音樂常識為主要內容的音樂教育。從20世紀初期到整個20年代，學校歌曲體製與清末的學堂樂歌文化一脈相承，並且，以其迅猛發展之勢逐漸成為近代中國音樂發展的中心。
一、學堂樂歌產生的背景
從20世紀末起，人們就想從發展新式教育和改造國民素質出發來改變中國的落後現狀。
在變法維新思潮影響下，創辦新式學堂、廢除舊式科舉製度，學校逐步興起音樂教育，己經在知識分子中醞釀良久。曆史回溯到1860年，中國近代史上出現的洋務派運動最早開辦的新式學校，為近代意義學校音樂教育的出現作了體製上的準備。甲午戰爭之後，一些政治精英注意到引進西方教育體製的積極意義。試圖改革傳統的科舉製度和與現實脫節的教育體製。例如，維新運動領袖康有為在1898年就向光緒皇帝上書《請開學校折》，他提出“請廢八股”，“令鄉皆立小學”，“限舉國之民，自七歲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美術、輿地、物理、歌樂，八年而卒業，其不入學者，罰其父母”。並要求清政府“遠法德國，近采日本，以定學製”。從中，康有為首次提出將“歌樂”作為新式學堂的一門功課。同年，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也在《勸學篇》中提出：“西國之強，強以學校”。注重提倡辦學和重視樂歌，他雖主張創辦新學，但強調必須“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即以中國舊學為根本，西方新學為方法。迫於形勢，清政府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不得不頒布《欽定學堂章程》（史稱“壬寅學製”），確定新興學堂開設“樂歌”課程。
《欽定學堂章程》的頒布標誌著我國新式學校體係的建立。但這一學製並未正式實行。1903年清政府又重新擬訂了一個《奏定學堂章程》，這個章程經法令正式公布，並在全國實行直到1911年清朝覆滅。在這一時期，音樂課程隻是作為“隨意科目”被增設，而“隨意科目”即意味著“視地方情形”決定開設與否，並非必修課程。
在變法維新思潮影響下，隨著國內新式學堂的設立，中國的學校普通音樂教育也逐步興起。一時間，辦新學，唱樂歌，求新聲於異邦，這成為20世紀初中國音樂教育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與此同時，在清朝末年中國文化界提出“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白話文運動”等口號的影響下，音樂界也在醞釀著改革的思潮。像學堂樂歌即是改革思潮的直接產物。
清末以來，音樂文學中的詩詞作品，一方麵寄生在城鎮市民音樂生活中起作用的小曲和戲曲、曲藝唱詞之中，另一方麵則體現在隨“新學”而興起的“學堂樂歌”的歌詞之中。前者以曆史興亡的題材居多，少鮮明的時代氣息；後者適時地響應了“詩界革命”的號召，以盡可能的通俗創新見長，為詩歌入樂注入了一股新風。
作為中國音樂曆史上的新品種，學堂樂歌的出現不僅有著深刻的社會內因，還有著鮮明的外力作用。它對於學校音樂教育的啟蒙，對於中國走向近代化社會的行程，起到了促進作用。
此外，受近代文化藝術的大趨勢所影響，在清末民初之際，改進國樂、創作和傳播新的音樂與傳統音樂地位的下降，使得中國的社會音樂結構產生了曆史性的變化。
二、學堂樂歌的文化意義
（一）學堂樂歌的歌詞創作
學堂樂歌之所以能夠在20世紀初形成風行全國的局麵，主要是因為它在內容及音樂上適應了中國的需要。從內容上來說，主要反映了“五四”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思想和要求。在一些廣為流傳、深受歡迎的優秀樂歌作品中，富國強兵、抵禦外侮題材占據首要地位。並且，在沈心工、曾誌忞筆下，並不滿足於以富國強兵為其止境，而發展了許多民主主義的、甚至帶有革命性的內容。這類作品，通常以激昂有力的歌詞、明朗的大調性旋律和進行曲的風格表現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奮發精神，如《中國男兒》、《維我同胞》及黃公度填詞的《出軍歌》等。號召民族覺醒，宣傳自強意識；有些樂歌唱出了人們對祖國曆史和山河的熱愛，如《何日醒》、《十八省地理曆史》和王引才填詞的《揚子江》等。宣傳學習科學文明，反對封建迷信舊習的歌曲也有一定分量。女子唱樂歌，更是當時的新風尚，如《體操女子用》；1907年3月，秋瑾根據日本幼兒歌《風車》填詞的樂歌《勉女權》，則被稱為最早鼓吹婦女解放的樂歌；更多的學堂樂歌如《男兒第一誌氣高》、《雪中行軍》、《鐵匠》、《春遊》等，是專門作為向學生、兒童進行思想教育和知識教育的。
由於當時革命派、改良派、保皇派、洋務派等各派政治勢力都在利用樂歌作他們的宣傳工具，因此學堂樂歌在內容上也呈現出相當複雜的情況，一部分樂歌甚至宣揚了忠君的封建思想。例如，由張之洞作詞的《愛國》、《慈壽》等樂歌，就是直接歌頌清政府和慈禧的。在當時良莠不齊的填詞者中，也有一些人的音樂知識相當淺陋，因而常常出現詞、曲在情緒和節奏上互相矛盾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