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孔子思想的繼承者。他認為，人性本善，善就是美，因此，人的美感是帶有普遍性的。藝術審美活動不屬於少數人，而屬於整個社會，所有人都可以也應該參與藝術審美活動，得到審美愉悅，這才體現出人性皆善，人都有共同美的特點。他提出的“與民同樂”的政治主張和音樂美學思想，這種音樂思想與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音樂觀相比，進了一大步。
荀子的音樂思想與孔、孟有許多不同。他首先從人性本體論出發，對人性結構進行了較為全麵的分析。他反對孟子的“人之初，性本善”的觀點，提出“人之初，性本惡”的主張；認為必須采用正確的教育手段，把人改變成善的和美的；欲達目的，音樂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教育內容。他指出：“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他認為聽音樂是人生的快樂，是人天性的要求；人不能沒有音樂；所以用“禮樂”來教育人民是符合自然規律的。正因如此，音樂教育才能達到“化惡為善、化性起偽”的目的。使惡的人性變為善的人性，從而納入社會的群體規範，否則社會就會混亂不堪。
墨子反對儒家思想，他針對儒家“禮樂”思想提出“非樂”主張。他提出“兼相愛，交相利”的社會思想。他認為：百姓在食不飽腹、衣不裹體的情況下，沒有審美要求，也不具備接受審美教育的條件；認為儒家倡導的審美教育主張，沒有實用價值，是“虛偽”的。它隻為社會帶來消極因素，加重人民經濟負擔，使君王貴族隻顧享樂，不理國事，這樣國不能強，民不能富。墨子將審美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對立起來，提出“非樂”主張。這雖然隻是一種不合實際的片麵觀點，但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能提出這樣的主張，還是難能可貴的。
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爭鳴，學術空氣非常活躍。除上述之外，老子、莊子等人都從不同的角度提出過自己的美學思想和音樂教育主張。他們對中國古代音樂美學及美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先秦時期的審美教育思想是我國古代音樂教育思想的源頭。孺、墨、道三家就音樂審美和音樂的社會功能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論戰，但就整體而言，墨、道兩家的音樂思想由於脫離現實，與社會發展的政治需求和文化意識脫節，在整個古代社會中沒有像儒家那樣興盛發展，它的影響也無法與儒家音樂思想相比。
儒家把音樂及音樂教育緊密地與社會現實聯係起來，在實施音樂教育的同時不但充分發揮音樂教育的社會功能，也注意到音樂藝術的審美特征。儒家的音樂教育思想為統治者鞏固其統治地位提供了理論依據。這正是中國古代音樂教育得以發展的重要社會原因之一。
對於先秦時期的禮樂教育作用和音樂教育思想，成書於漢代的我國最早的音樂美學著作《樂記》進行了全麵的闡述。該書深刻闡明了音樂的社會功能和美育功能，指出“樂”和“禮”協同互補，既是協調社會的因素、改善生活的動力，又是美育最根本、最重要又相輔相成的兩條途徑。《樂記》特別對音樂的獨特性作了細致的分析，認為隻有“樂”即隻有音樂藝術實施美育，才能以情動人，淨化人心，使人生臻於真善美的境界。同時，孔子注意到了音樂教育的審美功能。他聞“韶”樂後，竟喜歡得“三月不知肉味”，提出“韶”樂盡美盡善，“武”樂盡美未盡善的文藝批評標準。這說明孔子具有全麵的文學、音樂修養和很高的審美情趣。這種修養與情趣必然影響他的音樂教育活動，影響他的“三千弟子”。所以孔子的音樂教育思想對我國古代音樂教育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和作用。
漢代是我國封建社會教育製度初建時期，素有“漢代孔子”之稱的思想家、教育家董仲舒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學立校、防奸養士。他還提出“三綱”、“五常”的政治思想和教育主張。他說：“仁之美者在於天。天，仁也”。要達到人“仁之美”，教育是第一位的，並主張采用儒家“六藝”內容進行教化。他對音樂的論述是精辟的：“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管弦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董仲舒的不少政治觀點與教育主張被統治者采納並付諸實施，在當時產生巨大影響。西漢陸續建立起許多教育機構。音樂方麵影響最大的是西漢樂府。西漢樂府興於公元前112年，廢於公元前6年。樂府的主要任務是教學、演出、創作和搜集民歌等。因此它具有音樂教育的多種職能，是漢代最重要的音樂教育機構。以傑出的音樂教育家李延年為代表的有千人之多的樂師、樂工，對促進我國古代音樂及音樂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