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分裂主要是外部的美蘇冷戰因素造成的，德國的分裂給德國民眾帶來了無限的傷痛。聯邦德國總理阿登納審時度勢，放棄了對蘇東集團僵化的強硬政策，主動緩和與蘇東集團特別是民主德國的關係，而受蘇聯控製的民主德國則顯得日益被動保守，最終隨著冷戰結束、民主德國政權的更迭，蘇聯喪失了對民主德國的控製，聯邦德國實質上以一種兼並的方式統一了德國。一）東西德國的對立在聯邦德國與民主德國成立之初，雙方都對德國統一抱著積極的態度，聯邦德國的《基本法》的序言就提到：德意誌人民須依自由自決完成德國的統一與自由。但是在冷戰背景下，阿登納政府實行的倒向美國西方陣營的外交政策，與控製民主德國的蘇聯形成尖銳的對立。由於聯邦德國的人口明顯多於民主德國，而且兩個德國親西方的民眾人數遠超過親蘇聯的居民，在這種情況下，蘇聯絕不會讓德國通過民族自決的方式實現統一。1953年，蘇聯承諾隻要統一後的德國願意在美蘇對抗中保持中立，就允許德國統一，但當時的阿登納認為不能為追求統一而放棄西方盟國的安全保護，拒絕了蘇聯的要求，並在1954年義無反顧地加入北約，成為反蘇集團的正式一員。此後，民主德國在蘇聯的授意下，對德國統一日漸采取消極的態度，主張東西德已經成為兩個不同的國家，不再存在統一問題，並明確告訴聯邦德國，如果不承認民主德國是一個國家，將不會與聯邦德國正常交往。民主德國於1955年5月與蘇聯、捷克斯洛伐· 維利·勃蘭特克、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等八國共同簽訂了《友好互助合作條約》生效時正式成立了軍事政治同盟──華沙條約組織，簡稱華約，成為與北約對峙的軍事集團中的一員。德國統一問題因冷戰的加劇而被擱置起來。
（二）新東方政策
20世紀五六十年代，聯邦德國對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集團態度強硬，不承認民主德國是一個有獨立主權的國家，不承認民主德國與波蘭的邊境線，它雖然與蘇聯在1955年9月建立外交關係，但在外交政策上還是堅持聯邦德國為德國唯一合法代表的立場，並先後與南斯拉夫、古巴等與民主德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斷交。
聯邦德國的這種外關政策使其外交活動空間變得很狹隘，隨著民主德國地位的鞏固，聯邦德國的外交陷入十分被動的局麵，到20世紀60年代後期，隨著美蘇冷戰的緩和，1966年上台出任總理的社會民主黨領袖維利·勃蘭特清醒地看到，阿登納的東西方對抗政策已行不通，必須立即采取行動同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改善關係，隻有這樣才能使聯邦德國擺脫外交困難，進而實現德國的統一，由此他提出了改善與蘇東集團的“新東方政策”他主張積極開展多邊外交，力求以“合作代替對抗”緩和並發展同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表示願意承認歐洲現狀，在戰後邊界問題上對蘇聯和東歐國家作出讓步，承認與波蘭的邊界，承認民主德國，實現了兩國的關係正常化，1973年兩國同時加入聯合國。勃蘭特在施政聲明中，第一次在官方場合用“德意誌”
民主共和國”稱呼取代“蘇占區”的提法。
1970年8月12日，勃蘭特親赴莫斯科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簽署莫斯科條約，規定包括德國與波蘭的奧得—尼斯河邊界和兩個德國在內歐洲各國邊界不可侵犯。此後，勃蘭特政府先後同波蘭、民主德國、捷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簽署條約，實現了關係正常化。新東方政策”及時把握住了時代的脈搏，呼喊出了德意誌民族的共同心聲，體現了全德人民期望統一的願望。它不但受到國際社會的讚譽，也受到全體德國民眾的擁護。因此，聯邦德國牢牢地抓住了統一的主動權。而民主德國的政策則相形見絀，它否認德意誌民族的統一性，認為“社會主義民族”與“資本主義民族”像“水”與火一樣是不相容的”其頑固政策漸漸為世人所否定與排斥。
（三）不攻自破的柏林牆
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國際局勢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當時作為民主德國政府太上皇的蘇聯已漸入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當中，當時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提出了“新思維”的外交理念，主張東西方對話，緩解矛盾，放鬆了對包括民主德國在內的東歐國家的控製，同時也減少了對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的援助。在此背景下，到1989年，民主德國的統一社會黨政權已經是危機四伏、四麵楚歌，國內反對派勢力迅速坐大，不斷發起規模龐大的遊行示威，要求“新聞自由”“選舉自由”大批國內居民通過匈牙利，經奧匈邊界逃往聯邦德國，柏林牆已經形同虛設，喪失了實際的價值。